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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孟俊消化着这些技术细节，眉头却皱得更紧了：“可是叶队，你刚才…其实也默认了还有疑点这个说法。我心里硌得慌的就是这些地方。我想知道，在你看来，这些没能完全解释通的疑点，具体都包括哪些？”
叶默向后靠向椅背，车厢微微摇晃，他的声音依旧平稳：“首先，是德吉在日记本中的陈述。他说他97年到了甘孜后，问遍了当地人还有桑玛的父母，都没有桑玛的消息。但根据我们后续极其细致的走访调查，桑玛的父母以及她家周边的老邻居、当年的村干部，都非常肯定地表示，从未见过这样一个来自康巴草原、打听桑玛下落的年轻藏族小伙子。如果德吉真的进行了如此大范围的询问，不可能不留下一丝痕迹，更不可能所有人都对他毫无印象。那么，他日记里所说的‘问遍了’，究竟是怎么问的？还是说，他获取信息的渠道，并非如他日记所记的那般直接？”
“然后是第二个疑点！”叶默继续道：交通工具，德吉虽然骑马技术顶尖，但他是否掌握骑摩托车的技能这点存疑，我询问过扎西坎多、拉玛姑妈以及俱乐部里还记得他的老人，所有人的反馈都很一致：没人见过德吉骑摩托车，甚至没人听说他会骑。他出远门要么骑马，要么坐班车。然而，卷宗里记录得很清楚，朱青扎布生前常骑的那辆摩托车，在他死后就离奇消失了，至今未能找到。如果德吉不会骑摩托车，他是如何处置那辆摩托的？如果他需要长途跋涉去挖尸、转移骸骨，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闻言，郑孟俊沉思了一会，随后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关于摩托车的这个问题，叶队，我有不一样的看法。德吉在日记本里提到，他跟踪了朱青扎布很久，为了最终杀掉朱青扎布，他足足准备、潜伏了好几个月。以他的学习能力和心性，在这段时间里，他完全有时间、也有动机去偷偷学会骑摩托车这门并不算特别复杂的技能。毕竟他是骑马的好手，对平衡感和机械操控有一种天生的领悟力。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反过来想，如果没有摩托车这类交通工具，他后续的一系列操作，比如说杀人后迅速离开现场、更重要的是夜间前往偏僻的贝陀寺挖出桑玛的尸体并将其转移，那么远的路程，还要携带工具和遗骸，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是极为不便的，几乎会增加十倍的风险和难度。从逻辑上，我倾向于他学会了，只是极为隐秘，未被旁人察觉。”
“你这个观点我也认同，可能性很大。”叶默点了点头：“所以我才说，即便存在这些疑点，从整体证据链和逻辑上看，已经不足以动摇核心结论，也没有投入无限资源去调查下去的必要了。案子，总要有一个了结。”
他话锋微微一转，声音压得更低了些，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纯粹的推理：“其实，在我个人的推断里，德吉在杀死朱青扎布以及后续处理尸体的过程中，有一个帮手，或许能更完美地解释这些疑点！如有人帮他学会了骑车，有人帮他处理了摩托，甚至有人帮他打听到了我们未能查出的信息。但这……”
他轻轻摇了摇头：“但这仅仅是我基于疑点所做的、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推理。现在，只要法医那边的DNA化验结果出来，确认木盒中的遗骸就是桑玛，那么针对朱青扎布被杀案，证据链就基本完整了。日记提供了动机和自认，DNA证据将两案彻底关联，死亡方式与德吉身份特征吻合。这，就够了。”
郑孟俊的担忧似乎转移了：“就盒子里那些骸骨碎片，经历了这么多年，又是在那种环境下，真的还能够提取到有效的DNA吗？万一降解了呢？”
“成功的概率很高！”叶默的语气十分肯定，显示了他对刑事科学技术的了解：“因为那并不是高温焚化后的骨灰，其中有一些牙齿碎片和密度较高的骨骼碎片保存得相对比较完整，这些都是提取DNA的理想检材。更重要的是，这些遗骸被放置在一个几乎是密封的木盒里，深埋于地下。这种缺氧、避光、恒温低温的环境，极大地减缓了DNA的降解速度。法医那边有信心。”
谈话至此，车厢内再次陷入了沉默。
火车依旧轰隆向前，载着他们和案卷，驶向程序意义上的终点站。
窗外的景色依旧，但两人心中的波澜，却远未平息。
那些未被彻底解答的疑点，如同车窗外远处山峦间萦绕的薄雾，或许永远不会散去，但却已无法改变列车前行的方向。
数小时后，火车抵达终点站。
叶默和郑孟俊没有停留，径直前往青羊区刑警总队。
总队的会议室里，气氛庄重严肃。
长条桌旁坐满了各级领导和其他兄弟单位的同仁。
轮到叶默代表支队汇报“桑玛失踪案”及关联的“朱青扎布被杀案”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叶默站起身，走到投影幕布前。
他的汇报条理清晰，语气平稳，从最初的线索中断，到发现赵正业的异常，再到锁定王德汉并最终远赴康巴草原寻得真相。
他将复杂的调查过程浓缩成精炼的语言，配合必要的照片和证据进行汇报！
“……综上所述，”叶默总结道，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领导：“现已查明，原失踪人员桑玛，确系于1996年4月被以朱青扎布为首的犯罪团伙杀害并埋尸。而犯罪嫌疑人德吉，因与桑玛存在恋爱关系，在得知桑玛失踪真相及自身身患绝症后，于是对朱青扎布实施了复仇行为，其后又转移了桑玛的部分遗骸。目前，关键证物已送检进行DNA最终比对，一旦确认遗骸身份，两案即可宣告正式侦破。”
他的汇报言简意赅，聚焦于事实和证据，并未过多渲染其中的情感纠葛与悲情色彩，完全符合刑侦汇报的专业要求。
汇报完毕，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即便是见多识广的总队领导们，也被这起跨越数年、情法交织的悲剧性案件所震撼。
一位分管领导率先开口，肯定了叶默和郑孟俊所属支队的工作：“案子办得很扎实，线索环环相扣，证据链也基本完整。尤其是在案发多年后，能挖掘出如此清晰的真相，辛苦了。”
他话锋一转，语气也变得沉重：“当然，这个案子的性质也确实特殊，令人扼腕。后续的司法鉴定要抓紧，结案报告要写得格外严谨，既要体现法律的公正，也要注意社会效应的把控。”
另一位领导补充道：“关于案犯德吉，虽然其情可悯，但其行为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大，在报告定性上必须明确其犯罪事实。同时，对于桑玛家属的安抚和后续事宜，要配合当地政府妥善处理。”
会议接着讨论了其他事项，但叶默和郑孟俊的思绪，似乎还停留在刚才那起案子的尾声里。
散会后，两人随着人流走出会议室。
在走廊上，郑孟俊忍不住低声对叶默说：“叶队，汇报得很完美。只是……听着领导们完全从法律和程序角度去定性和总结这个案子，心里那点堵着的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叶默步伐未停，目光平视前方，声音低沉却清晰：“这就对了。汇报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个人感受，需要留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而在这里，在法律和秩序面前，只需要事实和条款。”
他停顿了一下，侧过头看了郑孟俊一眼：“记住会上领导的话，结案报告要‘严谨’。这份严谨，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负责，也是对死者、对生者，乃至对德吉那份复杂情感的最后尊重。走吧，回去等DNA结果，把最后一步走完。”
两人的身影消失在总队大楼的门口，融入了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
案件似乎已在程序上完结，但那份关于情与法的沉重思考，已然化作他们肩章上一份看不见的重量，伴随着他们继续前行在下一个案件的征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