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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都是这么洗的。」
「你只要跟我去洗过一次澡，就再也不想在井边洗了。」
我心想，至少那是个温暖的地方。
战时的重庆，避开天寒地冻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美国新闻服务处的阅览室。那个地方总是挤满了在翻开的杂志前打盹的老人。上了渔船后，我发现船上的厨房里总是很热。后来，梅尔带我进美国人的淋浴间，却从来没听过公共澡堂。
除了房间加热，澡堂其实就像个室内游泳池，池里的水较浅，而且热腾腾的。在入池浸泡到出汗之前，必须先在水龙头前面把自己彻底搓洗干净。接下来，你可以在池边休闲椅上伸展全身好好休息、打盹或阅读。十分钱可以买一份报纸，一杯热茶一块钱，甚至可以点一碗面：按摩就要十块钱，还包括修脚。在出去勇敢面对严寒世界之前，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就是你所谓的日本浴室？」我问。
「不是，这是正宗的扬州澡堂。日式的没有休闲躺椅、按摩和茶水的服务。我不知道是马可波罗把罗马浴室带到了扬州，还是把扬州澡堂带到了罗马。」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鲍勃的老婆苏西吓了一跳，她跑到船上把我叫醒。
「出了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他昨晚在酒吧里跟美国水手打了一架。」
「难道他不知道不能接近那些酒吧？那是专为美国水手开的。」我说。
「记住，鲍布不是完全的中国人，他是半个俄罗斯人。」
我想起鲍勃在上海时，曾在一艘联合国的坦克登陆舰上工作，他的同事经常带他上酒吧。
苏西赔偿了鲍勃对酒吧造成的损失，又冋警察局付了罚金，我们才把他从看守所弄出来。他的头发零乱，衬衫扯破了，脸上有瘀伤，配上一只乌青的眼睛。她老婆一看就先给他一巴掌，接着，中英文夹杂地对他吼叫：
「你这个浑蛋！我就知道不该给你钱。当你告诉我，你要跟王士同和周先生一起去打鱼，我以为你洗心革面了。他们都是绅士。」
鲍勃只是摇摇晃晃地站着大笑。
「他们有三个人，」他对我说：「我扎扎实实把这三个美国杂种打了一顿。我没事。你看我…」就在他开始唱起歌时跌倒在地：
「你见过喝醉的水手吗？
你见过喝醉的水手吗？
你见过喝醉的水手吗…
早就在牢里了？
哈，哈，哈，哈！
拉我一把，兄弟！」
我把他拉了起来。咻！他闻起来果真像个喝醉的水手。
一般人都认为：平等导致效率低落。这句话在宾夕法尼亚号上起不了作用。在我的分红制度下，宾夕法尼亚号上的工作精神大大提升，成为整个渔捞船队效率最高的船只。我们的船员充分感受到工作和报酬之间的关联性，不像其他船上的渔夫，不管多么努力工作，在营业处扣除成本、保险和船只折旧，船长又拿走两份半红利、大副和轮机长各拿两份、轮副和渔夫长拿走一份半后，已所剩无几，每个水手能拿到的实在少得可怜。而我们的船在没有任何船员抱怨的情况下，总是在逼近的风暴中最后一个跑去避风的；也是在进港卸下渔获后，第一个出港作业的。另一方面，轮机长感受到来自全体船员紧盯着他拿了两份红利的压力下，他尽量保持引擎运转不出任何麻烦，来转移船员对他的敌意。结果，出海时，我们的引擎出的状况最少，港内维修的时间最短。在那一年，我们的引擎岁修只花了三天，打破船队历年来的纪录。不用说，是鲍勃亲自指挥彻底翻修。
在此同时，所有岸上的朋友们都有一段艰困时日。老卢时常向我借钱来维持一家四口的收支平衡；老关下工后，在台北火车站后面的黑巷里贩卖走私的美国烟；老宋走私手表和照相机来奉养母亲，并让两个妹妹能继续求学，还经常在我泊靠码头的时候，把他的热门商品带到我的船上来；老蓝的三个孩子从没吃过街上卖的食物，更别说上饭馆了；甚至被美国大使馆雇用的菲利普，也必须自带三明治当午餐。
后来王士同打算结婚，要缺席一个航次，却不依照船队的惯例由大副来代理职务，反而去找葫芦暂代。我忽然想起加里福尼亚号的轮机长对我说过的话：「你刚刚把自己最后的机会给扔掉了。」
额头上顶着个「红字」，我还会有什么机会？台湾这么小，加上渔业社群的家族化，以致任何闲言闲语都会很快地传播开来。但又能如何？我只会打鱼。
我自知没有理由抱怨。正当政府撤离大陆的此时，国民党带了这么多「国王人马」到台湾，就业市场立刻饱合了。除了那些为政府效力的，没人能找到工作。我所认识的人之中，因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有些成了走私者，有些女孩出卖自己的肉体。我的一个朋友甚至卧轨自杀，留下一封信给他的妻子：「身为一名战士，我不能违抗命令；但作为一个公民，我再也不能在这样一个把军官当勤务兵使唤的部队里服役。司令官要我送走私的可口可乐去给他太太，而她不让我从前门进去，却叫我走后门，然后把我当成乞丐般地打发走。」
我成了葫芦的大副。这是我迄今为止最痛苦的航程。我所说的痛苦，是生理上的。
出海第二天，我的牙痛了起来。到了第三天，牙痛得受不了。第四天，我问葫芦可不可以回港让我上岸。
「牙痛不是病，更不是慢性病，你就忍一忍吧。」
我们持续作业了两星期，等回到渔港，牙医发现我病牙的神经已经坏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