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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政府派来破坏罢工的部队。不像士兵会对敌人开枪，国民警卫队会枪杀自己的人民。中国有国民警卫队吗？」
「没有。」
「如果渔民认为自己被骗了，他们会怎么做？」
「我们不会罢工。我们的船都不是自己的。」
「你是说，台湾渔民没有自己的船？」
「没有渔民买得起船。」
「你们的工资怎么算？」
「船东扣除作业成本、折旧和保险费后，船员只能从中分到很少的份额。你们怎么和船员分享渔获？
「从销售总额中扣除燃料和伙食后，由船员、船主和网具所有人平分。」
「所以在罢工期间，大家都没有收入了？」
「没关系。我们是在满月的时候罢工的。」
「这和月亮有什么关系？」我好奇地问。
「沙丁鱼都是在月黑的时候捕捞的。」
月黑(亏)的时候？
有些鱼类是成群游动的，牠们出现时就像水里的一大片黑影。渔夫从远处搜寻鱼群移动所造成的波纹，或是在海上盘旋、等待一些游离的鱼破水而出的海鸟。一旦发现，一道长长的鱼网就会像一堵墙般围住鱼群。鱼底纹部的边缘快速收紧，将整个鱼群像女士手提包里的钱币一般收纳其中，这就是围网名称的由来。
冬季是沙丁鱼一年一度成群迁徙到南加州海岸的季节。不同于其他的鱼群，沙丁鱼群逗留在深水区缓慢地移动，不会在水面形成骚乱，但会扰动浮游生物。在暗夜中，这些浮游生物会像火焰一般点亮海水，让渔民得以发现鱼群。
「我们叫它101高速公路。」主人对我说：「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必须关掉所有灯光，只剩下航行指示灯。说到在101公路撞车，你可以想象会在这些水域听到多少尖叫和咒骂声。」
就像不同种的鱼群绝不会混在一起，不同族群的渔民也各有自己的船。在圣帕特罗，有意大利船、斯拉夫船、葡萄牙和日本船。
第二天早上，我有一位意外的访客。
「保罗，你怎么会在这里？」在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后，他惊呼。梅尔‧卡尔森是我入行捕鱼第一条船「杰克儿」号的船长。他给我看了一篇当地报纸对我的报导。「好小子，你还上报了呢！你怎么会认识这个斯拉夫约翰什么的家伙？他的是小船，干嘛不跟我们一起捕鱼？」接着，他转向那两个跟他一起来的人：「我相信安东不会在意多一双手的。保罗是我在上海时，第一次跟着我出海的。他是个他妈的好渔夫。你们的意思怎样？」
这就是我上「海星」号的经过。
海星号不是本地渔船，是为了沙丁鱼的回游，专程从西雅图南下的。它有一群哈希的船员：船主兼船长的是个说话温和的斯拉夫人安东‧安西契，轮机长是船长的妹婿马克。其余的船员都是从西雅图来的斯堪地纳维亚人：观测手马克‧爱德、厨子西昔尔、梅尔、墨菲、BS强森和另外两个人。其中只有墨菲是来自他们的祖国，也是唯一能把口香糖塞在嘴唇下面嚼烟草的。
有安东驾驶、爱德负责在桅顶瞭望台观测，船在微弱的红绿航行灯之间曲折穿行，就像雾夜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难怪他们叫它101公路。剩下我们这些人聚在厨房里，随时准备在安东下达投网指令时各就各位。在等待的时间里，我们在黑暗中喝咖啡、说笑话。大部份的笑话都是BS强森说的，有人告诉我：「『膨风强森BullShit Johnson』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起初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不久后，我已能加入他们说笑，而且知道每个人的名字。
我开始感到奇怪，为什么我想不起在东沙失事的船员姓名，却记得海星号上每个人的名字？后来我终于了解到：这些人是以个人的身份来回应我的；在东沙时，那些船员把我当船长，而不是当伙伴来对待的，即使我们一起滞留在同一个沙洲上整整一个月。中国人是不说笑话的。
偶尔有些船会把甲板上的灯全部打开。
「走运的家伙！真不知道它捞了多少。」
「你看到在街上的每一辆凯迪拉克，都属于渔夫的。」梅尔对我说。
「凯迪拉克是什么？」
「美国最贵的汽车。」
「其他的凯迪拉克是谁的？」
「电影明星。不过我的这一辆，是星期一早上的车。」
「星期一早上？」
「一辆柠檬黄的车。」
「柠檬？」
「打从有了它之后，就一直麻烦不断。」
从我踏上这个国家到现在，我已经问过太多问题。我决定不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乡巴佬。只要问题没有重要到威胁生命，我应该自己去找出答案。到底星期一早上和柠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我能辨别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活最大的不同。中国人为生活而工作，美国人为工作而生活。这一点从船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所有的帆船都是工作船；然而，美国港里的帆船都是娱乐用的。对他们来说，周末时段是用来狂欢的；而且不是一天，是两天。即使沙丁鱼不管你是假日还是周末，渔民还是会在周末把船锁上，冲出城去找「乐子」。到了星期天，回城的汽车会头尾相接，塞满所有高速公路直到深夜。啊哈！所以星期一早上，每个人都是睡眼惺忪的。但，柠檬又是怎么掺和进来的呢？
对我来说，周末是一星期当中最可怕的时刻。人人都回家了，我无处可去，只能呆坐在青年会里的电视房，或者可以去看电影。所有的电影院一天都放映两部片子，比较便宜的电影院甚至会放映三部片子。它们都是全天候24小时营业，并会在星期天换片。所以晚上去看两部片子，可以待到午夜后再看两部新片子。那么多影片，我往往看到后半夜就睡着了。后来我发现一座教堂，可以打发我的星期天上午。
星期天上教堂作礼拜像参加婚礼，每个人都盛装打扮，座位也不区分男女。礼拜结束后，牧师会站在门口向每个人致意。当他发现我来自中国，就邀请我和他的家人共进午餐。
有一个星期天，作礼拜时朗读的福音书是选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4节中，耶稣对门徒说：
「当你要施舍时，天父会在暗中察看，自会给你奖赏。」
当捐献篮经过我身边，我没留意右边口袋里装的钱是我全部所有，而下个月的津贴要两个星期后才会到。幸好我又被牧师邀请去吃午餐；另一件幸运的事是，星期一到五的晚餐都由船上供应。下个周末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念起台湾简单直率的生活，很少有「文明」的事物把人和自然隔离开来。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星期，街上、广播、电视，已经到处都听得到圣诞歌声，商店和街道都被装饰得五光十色。
圣诞节一过，人们开始准备过新年，这是另一个不那么平静的节庆，不像中国人过年都待在家里，只有小孩会跑出去玩炮仗。
「你明天早上五点钟来，」新年前一晚，牧师对我说：「我们要去参加游行。」
「什么游行？」
「玫瑰花车游行。」
我讨厌游行，不管是玫瑰或婚礼，总是千篇一律，不外乎群众、尖叫和挥动旗帜。但我无事可做，所以第二天早上到场，牧师正把瓶装水、餐盒、冷饮、毯子、折迭椅和一张折梯塞进他的汽车行李箱。
干嘛要带折梯？到了游行现场我才知道原因。沿着又长又宽的林荫大道两旁的人行道上，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前排的人前一天晚上就来了，我们只好挤进后排。因为我个子矮，只能看见别人的肩膀。
「爬上梯子。」我听到牧师的声音。
我爬了上去，正好看到一组穿着制服的方阵像行军般经过我的面前，他们手里不是武器，而是拿着铜管乐器演奏进行曲。走在他们前面的，是穿着极短的裙子、高举裸腿踢正步的女孩，一面行进，一面把指挥棒高高地抛向空中再接住。这时，一只巨大的鞋子，上面盖满鲜花，还装着一对翅膀，在街道上缓缓地滑了过来。
正当我为所见所闻而目瞪口呆时，另一支乐队乘车而来，另一个踢正步的乐队指挥、另一个骑兵队、另一…不同的曲调、不同的制服、不同的图案，陆续经过我的面前。游行整整花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幸好行进的速度很缓慢，我们可以流轮爬上梯子观赏。
1952，新年快乐！
[1]《罐頭工廠一條街Cannery Row》作者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於1930s年代初，經常來到他在蒙特瑞半島的渡假屋小住，使他有機會目睹製魚罐頭產業的興衰。並將這些生活中的體驗和觀察寫成頗受好評的暢銷書《Cannery Row》，使得蒙特瑞的知名度隨著暢銷書，更廣為流傳。蒙特瑞市政府當局為了表彰他的貢獻，特地於1958年將原來的「海景大道Ocean View Avenue」更名為「罐頭工廠一條街Cannery Row」。後續並設置史坦貝克的銅像、闢建「史坦貝克廣場」，同時將小說中的人物與場景，原地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