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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期之后，儒家的这一主张逐渐演变成察举孝廉的具体制度：地方州郡长官根据乡闾评议和推举，向中央推荐孝子廉吏，由中央考试后授予官职。察举制度的重心是推荐，被推荐后才能参加中央的考试。如何获得推荐？理论上讲，是具备儒家要求的以“孝”为本的品德修养，实际操作则是通过乡闾评议和推举，在地方上具备符合儒家伦理要求的正面声望，进而获得州郡长官的了解、认可和推荐。换句话说，首先要有名气，否则再怎么忠孝节义，州郡长官也不会推荐你，因为他根本就无从了解你。由此，儒家德才并举、德为才先的人才观，在察举孝廉过程中自然而然演变成名为才先、“取必名士”的实践。
汉末以降，察举制度日趋腐化，“德为才先”“名为才先”变为“以名取人”甚至“以族取人”。“察孝廉父别居”以及“四世五公”“累世簪缨”门阀豪族的不断出现，说明察举已不仅是名实相悖，更沦为营造宗族和私人政治势力之器具。魏晋之后，九品官人法取代了察举制，朝廷任命的中正官取代了州郡长官，行使品评本地人才并向朝廷推荐的权力，虽说中正官品评人物的内容包括家世和个人的品行才能，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现象的迅速出现，再次表明任何形式的推荐都容易偏离其全面选拔人才的预设目的，相反沦为安插私人培植私党之工具。
其后隋唐王朝废除了九品官人法，改行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允许士子自由参加考试，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推荐。尽管如此，汉代以来推荐应试的影响依旧残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官方思想体系，儒家德为才先的人才观一直对朝廷选官发挥着深刻影响，不断有大臣认为不能仅凭一时考试成绩取士，而应对应试士子的德行声望进行事先审查并进行推荐。
单从选拔人才的角度看，重视名气并没有错。因为若完全以考试成绩取士，极有可能会把一些品学兼优但临场发挥差的士子不适当地淘汰掉，却把一些没有真才实学只会应考的平庸愚钝之辈录取进来。“两耳不闻窗外事”“十年寒窗无人问”从来就不是先贤倡导的正确读书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万千友才是读书成才的正确路径。盛名之下，必无虚士。一个人才名远扬，即使其名实不完全相符，也必定是有几分真实才学的；一个人以品行端正而著称，即使其日常孝悌友爱的表现难免有矫饰的成分，但“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儒学《孟子·尽心上》篇中就有：录取在德和才方面都有一定名气的士子当然比录取毫无知名度的士子靠谱些，更可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怎样才能增加自己的名气？按理说，一个人有真才实学，并且获得士林同侪的了解和认可，自然就会变得有名。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文人相轻，自古皆然，要获得同侪无条件的赞誉并不容易，何况并非所有的赞誉都是等值的，来自文坛名宿尤其朝中达官贵人的举荐更能大幅提升一个人的知名度，更能对进士考试的结果产生直接影响，“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
大诗人白居易：《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为了快速增加自己的名气，顺利考上进士，各地士子齐赴长安，四处聚会，八方钻营，奔走于公卿门下，“栖栖远方士，读书三十年。业成无知己，徒步来入关。长安多王侯，英俊竞攀援。幸随众宾末，得厕门馆间”。
白居易：《续古诗十首》各种钻营请托充斥其间，早已背离了“得天下英才而提携之”的本义。唐中期之后，科场屡发弊案，大都与这种以举荐为名的奔竞请托有关，“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权门贵盛，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封氏闻见记》卷3《贡举》郑覃称进士“浮薄”，李德裕指责进士“附党背公，自为门生”，《新唐书·选举志上》其实皆是士子们为修炼名气考上进士而不得不为之举。
唐代科举尚未完全摆脱汉代以来察举选士的影响，能否考中进士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答题的水平，考生的名气更为重要。考官倾向于录取自己听说过、有印象的考生，最好是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的才子。虽然，读书人的名气终须以才学为本，但光寒窗苦读是读不出名气来的，关键是要得到文坛同侪、前辈甚至朝廷的达官贵人的认可和推荐。为此，全国各地想考进士的士子一齐奔赴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长安，参加各种聚会，争取露脸的机会，“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他们将自己平日所作的诗文呈给硕学通儒、朝中公卿传阅评判，展示自己的才学，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文坛地位和影响力，为将来进士考试中第奠定基础。
毫无疑问，在名气的修炼上，公卿子弟较寒门士子更具优势。寒门士子“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迟”。白居易：《悲哉行》他们寒门士子首先必须打破各种无形的精神枷锁，勇敢地踏入他之前从未接触过甚至想象过的社交圈，周旋于公卿名宿之间，以恰当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才华。但即便如此，要得到公卿名宿的认可和推荐仍不容易，因为它有时并非基于士子本人是否有才华，而是基于其背后是否有资源。相反，公卿子弟从小在父辈的熏陶下谙习朝廷故事，结交官场人物，接纳士林同侪，“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
他们在社交方面一般具有先天的优势，在关键时刻更能得到家族的资源支持，更容易得到公卿名宿的力荐，迅速积累起考中进士所需的名气。唐代进士及第且可以通过父祖确定家庭出身的士子中，官宦家庭出身的占大部分，贫寒家庭出身的只占极小部分。
人们所熟知的唐代诗人中，大凡书香门第兼官宦家庭出身者，科场皆较为顺利，如王维、白居易、柳宗元、杜牧，而贫寒或家道中落之官宦家庭出身者，则时常科场蹭蹬，如孟浩然、杜甫、韩愈、李商隐。
李隆基开元科举虽撤除了考试之前的推荐环节，录取过程中的“以名取人”“取必名士”却仍不可避免地偏移到“以族取人”的轨道上去。
要实现这些更为重要的功能，考试本身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这正是唐之后科举取士不看考生名气、完全看考试成绩的原因。
“一考定输赢”确实不能全面选拔人才，但“取必名士”作为一种设置在录取过程中的隐性的推荐程序，同样很难避免滑向“以族取人”的轨道。其实先贤早已指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韩非子·显学》人才从来就不是凭一次考试就能选出来的，而是在工作实践中反复历练并通过多层次的考核奖惩程序筛选出来的。就选拔人才而言，科举只是完成了初步的“海选”，其更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个相对公正的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以及通过对考试内容的选择和控制，壮大正统思想体系。
李隆基摇头笑着说道：“现在两京一十二省的士子，听闻衮州府闹罢考的事儿，怕是要笑歪了嘴。”
李隆基的估计是没有错的，科举乃国朝重事，河北道兖州一闹起来，这消息就如同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大唐两京十五道的大街小巷。
天下仕林弹冠相庆，走在路上进京赶考的士子们，都笑的合不拢嘴。
这得多缺心眼儿，拿这种事威胁朝廷？
王锐武被现在大唐兵学院的国子博士郭鹳鹤，叫到了政事堂。王锐武杀气腾腾的走进了政事堂，来到了内室，大声的喊道：“陛下，剑指何处！”
王锐武一身的煞气，他听郭鹳鹤说陛下盛怒，又着急忙慌的诏他觐见，他放下了授课，就准备去犁地了！
李隆基示意王锐武坐下，郭元振将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
王锐武颇为可惜，眼瞅着的大好功勋，就这么飞走了！
“河北道这帮人，明火执仗的造反多好啊。”王锐武感慨万千的说道。
郭元振嗤之以鼻的说道：“兵祸一起，民生凋零！哪里有盼着打仗的道理?”
王锐武感慨完千，无奈的说道：“你们这群文人的弯弯绕绕，某不懂，也懒得懂，我们军伍之人，不打仗，哪里来的功勋？”
郭元振和王锐武的理念不太相同，王锐武主杀伐，擅死战，郭元振主仁恕，擅理政。
王锐武继续说道：“京营那帮儿郎，个个嗷嗷叫，去年打山匪流寇，就是热了热身子罢了，就跟…这刚动弹了下，就没事了，着实无趣至极。”
王锐武好悬没在陛下爆粗口，他完整的话是：就跟房中事一样，刚开始就结束了，人家姑娘能乐意？
怕是要闹翻天了。
郭元振无奈，只能摇头，京军是大唐的压舱石，但是这块石头太重了，很容易把船给压沉了。
汉亡之后，特别是晋朝覆灭后，这皇帝走马观花一样的换，天下礼乐崩坏，对万民而言，也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