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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笔者放下两段当世之人的史料来让诸位看看在农民军进入河南之前，河南地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崇祯三、四、五、六年，年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这一段史料是来自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的，是他在崇祯六年底也就是农民军飞渡渑池进入中原那一年写给朝廷的《中原生灵疏》。
这吕维祺就是后来被李自成和福王一道处决在洛阳的那位，此人极度的仇视农民军，对农民军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不共戴天。
能让这种人给朝廷上这种奏疏足以可以河南的情况在农民军入豫之前已经是势如水火。
从这吕维祺的奏疏可以看到那河南的米价一斗米已经到了五钱银子，这个价格如果放在陕西的话倒也不算高。
毕竟陕西粮价高的原因是要养三边五镇的十几万边防军，在没有外省粮食输入的情况下，这才导致了陕西粮价暴涨。
而河南地区可是全国产粮最多的一个省份，这河南的粮价到了五钱银子一斗那就很不正常了，因为这河南可不养那么多的兵。
所以以此可见河南地区被大明朝廷盘剥的有多么的严重，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水深火热的生活。
虽然吕维祺此人极度维护自己所处阶级的利益，但是此人终究还是有点子乡土情怀，看见自己的河南老乡受苦受难也不忍心视而不见。
所以便向朝廷上了这道奏疏，希望朝廷能够减免河南的赋税，能够给河南拨点款子救济一下他的那些快要饿死的老乡，免得他的这些老乡饿的受不了去做贼抢了他的家产。
不过很显然这吕维祺的奏疏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相反朝廷还变本加厉的对河南进行征收重税，以至于在后来搞的河南整出几百万规模的流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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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中州号称无事，自臣入境而后知非无事也。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饥民已不聊生矣。而两河间皆苦盗，绿林啸聚，日不绝闻。民穷而盗易起，盗起而饥民附之，将祸至之无日也。”
这一段史料是来自曾任河南巡抚范景文在崇祯二年底给朝廷写的工作报告《备陈中州地方情形疏》，这范景文就是现任河南巡抚玄默前任樊尚璟的前任。
从这范景文的上书时间来看，当时的农民军别说到河南了，就连陕西都还没有出，根本就有机会到河南地区去祸害。
而像此类能够证明农民军在进入河南之前河南已经是一片衰败残破景象的史料那是一大堆，但总是架不住一些人将河南残毁的黑锅扣在农民军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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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肯定也有人会问既然河南的阶级矛盾如此的尖锐，怎么没有出现像陕西三边那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呢？！
其实河南并非不是没有农民起义，而且这总体规模还不算很小，那河南境内的土寇山贼也是一抓一大把，从崤山到熊耳山再到外方山、伏牛山这一片秦岭东部余脉的豫西山区内到处都是。
这些山贼土寇都是那些失去土地的流民跑到山中转化而来的，在豫西山区的深山之中，四处可见土寇的山寨，以至于搞的豫西山区内的县城居然没有官员敢去上任！
这这山区内的县城官绅日子过的也是战战兢兢的，生怕那天山里的土寇联合起来下山攻打县城，将他们给杀的一干二净。
这河南地区的农民起义之所以无人所知主要有两点，第一是陕西那边的农民起义风头太大了，所以河南这边的农民起义就显得有些小打小闹，这从朝到野便也就无人去关注他。
第二点则是河南的农民起义虽然也多，但都迅速的被官军给镇压下去了，所以就没有形成像陕西那样的连锁反应，以至于到全省暴动的地步。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河南这边的农民起义都是纯正的农民，顶多加上一些已经好几代都没有拿过武器的军户加入。
而陕西那边的农民起义可是有三边正规军加入的且数量还不低，不少陕西农民军头领就是原陕西边军，这一点是河南农民军所不能比的。
所以这没有正规军加入的河南农民军轻轻松松的被河南官军所镇压，以至于不得不窜入到豫西山区里面去当山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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