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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役在明朝基本上分为三种：里甲、杂泛、均徭。大概意思就是按照官府的要求修桥补路、打更、抬轿子等等。
明朝对于官绅士人从来没有免赋税的说法，不论官位多高，只要官府没说你不需要交，原则上都得按照田亩数量交税。
不过仅是在役上有所优免，优免的也仅仅徭役中的均徭与杂役，而里甲中的正役从来就不在优免之列。
各地方州府根据实际情况掌控、把握徭役的征派。拥有的田亩越多，服的徭役也就越多。
明朝为什么对徭役进行优免呢？
朱元璋认为官员是读书人，从事脑力活动，既然当了官就和种地的百姓不一样。
况且，官员远离家乡，也不可能在当地政府摊派徭役时回去，里甲中的杂役就不需要承担了。明初优免官员也仅限于在京任职的京官，更不用说举人、秀才了。
明初，有军、农、匠籍，压根就没有商籍。商人还是挂靠在农户下面，商人地位太低了。
朱元璋从小生活苦，见惯了世间险恶，对商人很是厌恶。所以朱元璋基本上不重视商业，并且重农抑商，四大案趁机还杀了很多的商人。
明初，朱元璋为了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凡是人员离开居所百里之外，必须得出示文引，没有文引必须送官，纵容者同罪。没有路引到处跑的，全给你抓起来治罪。
朱元璋觉得，作为农民，你就老老实实种地，不要瞎跑；军户就在卫所好好种地，敌人来了你就打仗；商人你就拿着路引各地经商，不要到处跑。
只要不到处跑就不会乱，如此，江山才能兴盛万世。
朱元璋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建立一系列制度，确实保障了皇权稳固。针对皇子皇孙犯法，有《皇明祖训》；针对百姓，有《大明律》。
朱元璋引发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只是针对犯法的官员与骄纵不法的勋贵。
蓝玉案，纵使朱元璋杀蓝玉有些私心，但那也是为了保证子孙统治的稳定。因为建文皇帝朱允炆没法掌控日益骄横的勋贵集团，朱元璋才狠心痛下杀手。
朱元璋对种地的百姓还是很好的，就是不怎么待见商人。所以，朱元璋在死以后就被文官集团抹黑，《大诰》也被文官集团置之不用。
每个制度都有其利弊，无论是路引制还是军户制。
路引制严格限制各州县百姓的流动，促进了王朝一定时期的内部稳定与国家强盛，却禁锢了工商业的发展。
但是随着皇帝、士绅、各处的大户进行土地兼并，多数百姓生存不下去，部分沦为大户的佃农，底层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明末时期南方地区工商业发展极为迅速，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军屯制在朱元璋设立初期，为王朝边疆的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内的军户军士逐步沦为将领的家奴。克扣军饷，任意打骂，卫所内的士兵大量逃亡。
因此，就导致了明朝多数地区的卫所兵作战能力低下。
其实，早在洪武时期，就有卫所军户大量逃亡。后来，多数卫所已渐渐形同虚设，嘉靖朝时期的倭寇肆虐沿海就是最好的证明。
突然刘卓想起一句话“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这句话也不是吹，确实有道理的。明初那些个鞑靼、瓦剌、女真、海盗、倭寇，哪个不是被打的到处跑。
太祖立国之初，数次派兵遣将北伐，蓝玉率军取得捕鱼儿海之战的胜利，后来的太宗朱棣五次征伐漠北。
即便是出现了土木堡之变，但是依然有应州大捷、红盐池大捷。刘卓感慨，奈何粮饷不足，还得经商。
朱元璋总结历朝经验发现，造反的全都是豪门与老百姓，几乎没有商人。但是，商人逐利，为了利益，商人有时候连亲儿子都可以卖掉。
所以朱元璋压制商人、打压商人，税收从“十税一”最终变为“三十税一”。
刘卓对比了一下后世的税收和明朝的税制，明朝简直是发展商业的乐园。
唯一的一个不好就是，得拉着各地官员一起，不然有些官员天天给你找事，你别好好做生意。刘卓对此无可奈何，只得和当地官员同流合污。
没办法。朱元璋建国初，给官员俸禄确实不高，仅仅也是只是能够官员活下去。所以朱元璋杀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贪官就如野草一般，杀了一茬又来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奈何俸禄低，不贪污怎么维持官员奢侈的生活。朱元璋不是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但是，朱元璋本身也穷啊。没辙，就只能养肥一波杀一波。
前世一句名言：“当利润达到10%，就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连上绞刑架绞刑架也不怕。”
有些商人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做，可不是空穴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