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爽其分，则一毫以乖；事审其分，则殊途同归。
计岁者非一时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于制事之初，望化于经年之外，使损益鉴于兴替，寒暑渐于春秋，何忧不均理于羲轩，同光于尧舜?”
相传尧舜时在交通要道竖立木牌，让臣民在其上写谏言，此木牌称为谤木，又称诽谤木或华表木。
姜公辅希望德宗效法尧舜禹汤，行正道，纳正言，近善人，远奸佞，如此方可使君民同心，上下一德，从而达到国大治、民大安的目的。
二是认为戎狄轻而寡信，贪得无厌，对之难以礼义和，恩泽抚；主张充实国力，加强国防，发展经济，广揽人才。只要国家强大，则不必以边患为虑。姜公辅在这里是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立场、观点出发，提出对待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方针，暴露了儒家的大汉族主义思想。
《左传·闵公元年》载管敬仲言于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左传·襄公四年》载晋侯的话说：“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
这此言论，代表了儒家的一贯看法。
姜公辅受“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的影响，所以也宣场起“戎狄轻而寡信，贪而无亲”来了，不足为怪。
他主张发展生产，加强国防，并提出了类似屯兵、屯田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
三是提倡礼义，实行富民政策，利用厚生，与民休息，广庶类，勤农桑，崇教化，重贤才。
“夫奸邪生于豪杰，廉耻生于礼义。礼义立，孰有不耻且格乎?衣食足，孰有背义趋利者乎?臣以为遂其富利之业，申其仁义之利，则外户不扃矣。”
儒家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进行礼乐教化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富而后教，才易于使人向善，遵礼守法，收以良好的效果。
孔子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显然，姜公辅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都主张先富后教。
四是赞扬德宗厚德载物，恩泽被及草木禽兽，诚为德政。
例如，“捐金玉于江湖，反珍奇于薮泽”，就是指德宗罢贡献，放舞象，出鹰犬等措施。
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而且具有维护生态平衡的环境伦理学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姜公辅又引《诗经·大雅》所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希望德宗慎终如始，贯彻到底。
言辞虽然委婉，意思却很明确，颂扬之中，隐含警告。
可惜德宗并没有认真听取姜公辅的规谏，有始无终，竟把国家政局搞得一塌糊涂。
姜公辅的警告，果不幸而言中!
从思想行事来看，姜公辅属于儒家学派是无可置疑的。
但他和当时安南大多数文人学者一样，信奉三教同源之说，对佛教和道教都有好感，并不采取排斥态度。
《新唐书·姜公辅列传》记载：“陆贽为相，公辅数求官。贽密谓曰：‘窦丞相尝言，为公拟官屡矣，上辄不悦。’公辅惧，请为道士。”
安南文人学者一般认为，进可以儒术应世，退可以道术养身，儒道两家是相通的，各有各的长处和适用范围。
看来姜公辅也信奉并且实行这样的思想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