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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二年时，就在两江防卫军陆军进行了大规模的编制改革后不久，海军陆战队也进行了类似的整顿，而且调整的程度更为彻底。
原本在体制上师从陆军的陆战队，在经此变革后，其编制已经与陆军截然不同了。
新编制仍然采取以四单位制为主体的结构，取消了“支队”级单位，而是与“中队”级进行了融合，并在最上级增设了“纵队”级单位。
调整后，海军陆战队各级单位的编成，大体如下。
最基层的是小队，由十二人编成。以一名军士长任小队长，配有一名小队副和十名士兵。
小队之上即为中队，由一名中尉任中队长，另设有中队副一名。
中队内辖有四个小队，还包含有负责通讯和其他杂务的直属勤务兵，共计五十四名官兵。
中队之上为大队，共编有四百九十余人。
每个大队设一名少校大队长，另有大队副一名，多名参谋，一个班级别的勤务队和四个中队，并编有一个类似陆军排级别单位的机关炮队。
大队以上就是联队，由一名上校担任联队长，另设联队副和参谋长各一名，以及若干名参谋。下辖四个大队，外加一个尖兵中队。
联队内另编有一个排级别的勤务队，还有连级别的野战炮队、机关炮队、工兵队等各一个，作战人员共计两千五百余人。
纵队是防卫军海军陆战队中，最高级别的作战单位。纵队长为少将军衔，配有纵队副长和参谋长各一名，以及十余名参谋人员。
每个纵队共有作战官兵一万两千三百余名，下辖四个联队和一个尖兵大队。
并配属有连级别的勤务队和宪兵队各一个，营级别的野战炮队、机关炮队和工兵队等各一个。
因为海军陆战队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往往能够得到海军战舰的火力支持，所以其内部并未组建专门的重炮单位。
在常备兵力上，海军陆战队平时会保持有两个纵队的编制，共计两万五千余人。
由于在光绪十四年间，大清的北洋和海对面的日本国，都在军备建设方面推出了重大的举措。
因而到了十五年时，防卫军的陆海两军，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内部研讨后，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整军计划。
参谋总部对两份计划进行了整合之后，形成了《十五年防卫军整军议案》。
这份自防卫军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整军议案，经过担任总参谋长的陆军大将陈经山之手，交到了防务司。
并在这一年晚些时候，由防务司提交至两江年度司署会议，进行正式审议。
在这份议案当中，防卫军针对目前两江周边的军事威胁，认为应该大幅提升两江的战力。
以期将实力达到，在出现同时与北洋和日本交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有一定战力储备的水平。
以此目标为基础，陆军和海军均提出了，应至少将各自武备的规模，扩大到北洋与日本之和的程度。
其中陆军的计划是，利用三到四年的时间，将常备的野战部队扩充至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和两个骑兵师的规模，总兵力将超过二十万人。
同时还要把后备部队扩大到，五个师、三个旅又两个骑兵师，平时编员三万五千人的水平。
而海军则提出了一个，耗时五年的舰队扩充计划。
要在这个期间内，全新购造两艘主力铁甲舰，四艘一等巡洋舰，十艘二等巡洋舰，和若干艘雷击舰艇等。
且上述各舰均要采用西洋现行最新，最先进的式样。
然而，在司署会议上，防卫军的整军议案甫一提出，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且遭到了以财务司司长陈经恺为首的，一众要员的反对。
对于防卫军扩军计划的反对之声，当然是源自经费预算上的考量。陈经恺等人对此也是慷慨陈词。
他们认为，两江现在的局面来之不易，当务之急就是应该抓住机遇，全力发展以经济领域建设为核心要务的各项内政。
至于防务方面，他们认为防卫军现有的力量已经足够了，甚至比起江法战争时还要强盛许多。
以这样的武备，应对眼下的时局，已然足够了。
而且，他们觉得近年来两江的防务形势，很是平稳。军方所说的那些严重威胁，无非是为了扩军找寻借口的危言耸听罢了。
甚至有人还提出，现有财政预算中的军费比例，已然较高，不讨论降低已经是很给防卫军留情面了，断没有再行增长的理由。
面对如此的反对声浪，由文职人员主持的防务司，一时难以招架，便想到了引军中将领前来解说的办法。
他们以为，这些战功赫赫的名宿到来，或许可以力压他议，促成议案得以通过。
可是当陈经山带着陆军参谋长陈经恬上将，和海军总长吴山上将出现在会场的时候，却立刻引来了更多的非议。
这一次，许多原本对整军议案并无明确意见的人，都纷纷倒向了反对的一方，其中就包括外务司司长林东方。
林东方的态度转变，倒是与他负责的本职工作没什么关系。而是对将军们出席司署会议这件事，做出的强烈抗议。
在他们的心中，司署会议是两江当局最高级别的政界决策会议，也代表着两江自治后确立的行政体制，是极为神圣的。
而在这个体制当中，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就包括了现役在职的军人不得参与政事这一项。
确立这项原则的意义，不言而喻，无可厚非。甚至为了符合此项规定，就连防务司上下都要由文职人员来任职，包括司长在内。
因此，这几位屡经烽烟，战功赫赫的将军的出现，非但没有给整军议案带来丝毫助力，反而遭到了激烈的抨击。
可以说，防务司这次是使出了个昏招。由此看来，《十五年防卫军整军议案》再难被两江当局所批准了。
就在诸位将领们在会议上颜面扫地，又对议案心灰意冷之际，还是具有最终决策权的陈济怀亲自出面，才使得这件事情有了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