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平行世界中的各大强国，通过巴黎和华盛顿等几场重要的国际会议，终于确立起了全新的国际秩序。
由此出现的世界新格局看似平衡，既有多边盟约的绑定，又有制衡协定和军备限制，还组建起了诸如“国际联盟”这样的组织。
然而，在这些表面的安稳之下，实则却涌动着无数的暗流。
列强之间固有的矛盾不但没有被消除，还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而新势力和新主义的出现，也在不断的冲击着这个国际秩序的根基。
正因如此，许多人都认为这场和平将很难长久，至于能够延续到什么时候，未来又会出现怎样的新局面，则只能交由时间来考验。
同样是对于未来的国际形势存有消极的判断，华夏在保持和平发展的同时，仍在努力的加强着国防建设，希望能给国家和百姓加上一道最为重要的安全保障。
不过对于陈沅琪来说，距离自己第二个任期的届满之日已是越来越近，在卸任之前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更是亟待着由他来完成。
依照华夏同英法两国于1909年，在新加坡达成的《关于东方国际事务的协定》，英国将以十五年为期彻底把香港交还给华夏，并且英法还愿积极促成澳门的回归。
按时间的推算，上述事项应截止于1924年之前完成。
这是陈沅琪的十年当政期内，最为重要，最有意义的事件了，这既是华夏最后收回的固有国土，也是成为真正的强国所必须要跨越的门槛。
可是随着这个时间的不断临近，作为当事方的英国，却越发的表现出试图反悔的迹象。
反倒是需要别国来“促成”的葡萄牙，还未等有人来“劝说”，便开始主动与华夏就相关事宜展开了沟通。
经过华葡两国的磋商，最终选取了让双方都很满意的办法，将澳门完整的归还给华夏，时间节点则定在了1923年，甚至早于英国承诺的期限。
这样一来，更使得一直在消极拖延的英国，落入了被动且尴尬的境地。
另一方面，华夏也对英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不断质问英方的态度，催促其用实际行动切实推动相关进程，还大肆的进行舆论渲染，令英国当局疲于应对。
无奈之下，英国试图拉拢法国，打算一道对华夏进行“劝阻”，可法国人怎愿趟这趟浑水。
如今的法国，把主要心思都放在了国内和欧洲，对于远东的和平现状则极为满意，并期望能这样一直维持下去。
法国人很清楚，他们在东方的领地能够保持安稳，很大程度得承华夏这个远东最强势力的情。
而且法国在同华夏进行的贸易和金融等往来中，获益匪浅，已成为其国内经济能够尽快实现战后恢复的，极为重要的外来助力。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满心想的都是怎样与华夏更进一步的搞好关系，才不会去做为了帮助英国的不守信用而去得罪华夏，反让自己蒙受重大损失的蠢事。
于是没有了法国的支援，英国也就失去了唯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外交帮手。
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英国觉得独自对抗华夏完全没有胜算，道义上又明显理亏，最终只能就范，借鉴华葡之间谈妥的成例，处理华英之间的问题。
可看似依旧保持着世界帝国的气概，实则却是小肚鸡肠的英国人，也因此对华夏怀恨在心，从此便想方设法的玩弄起国家制衡的伎俩，在华夏周边拱火挑事，无所不用其极。
英国的这些行径所产生的后果，助长了一些国家的野心，从一定程度上间接的导致了数年后远东地区的一场冲突。
不过这虽说是破坏了和平，带来了战争，但也将创造出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
只是不知道，届时影响力还将进一步下滑的英国，对此又会有何感触，是否会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对于眼下英国的做法，华夏这边当然是看得十分清楚，于是相应的反制手段也就迅速跟上，两国关系和各领域的协作皆急速的转入了低谷。
如此对于英国而言，遭受的损失就不只是经济上的利益了。
综合实力已远非昔日可比的华夏，在全世界特别是泛东方地区都拥有不小的话语权，华夏的不合作必将让英国在许多事务上面临额外的阻力，终会令其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可不管怎样，这些明争或是暗斗，都无法阻止华夏收复国土的决心和脚步，任何一个游子在预定好的日子，都必须无条件的回归，一个都不能少！
这同时也是陈沅琪给自己定下的，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他也终偿所愿，如期的把这些事情全都做到了！
而对于整个华夏来说，在完成了此项大业之后，则再无羁绊，从此可以在全面发展的道路上更加无所顾忌的快步前行。
自建国之日起，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华夏终于做到了无数国人所期待的成就，在这个历程中付出的艰辛和鲜血自当为后人铭记。
当然华夏的有识之士们都很清楚，实现这些成就所依靠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便是华夏自身具备着的足够强大的国防实力。
正是因为拥有令任何人都不敢小觑的军事实力，才让当年的英国愿意为了安抚和拉拢华夏而签下协定，并在日后心有不甘时又不敢公然反悔，最终只能无奈的接受。
华夏的领导者们也都明白，随着国家阶段性的目标得以完成，不但不应因此感到放松而削减武备，反倒为了能够更从容的面对未来的新挑战，而需要持续加强国防建设。
故而国防军不断进行自我审视，查缺补漏完善自身短板，其中海军则在重点发展了一批大中型战舰的同时，又把目光转向了小型舰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