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之所以叫大“佐”，是因为他姓左，在那时，这个姓在我的学校以至我所知晓的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有一次偶然听得老师的朋友唤他大左，于是乎我们便私底下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大雅不俗的称号——大“佐”。
2012年，那时的我上小学五年级。
开课不到一周，原本教语文的老师离开了，是什么缘故我们并未知晓，但接着便听说学校新来了几位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我们兴奋的连即将进罐的玻璃珠子都收了起来，当起了班级的情报员和学校的狗仔队，即使校长亲自上任的数学课也瞬间黯然失色，索然无味了。
每当下课铃声一响，便三五成群偷偷摸摸挤在教务处，从门缝里观察着敌军的风吹草动，毕竟每一个走掉的语文老师，多少都是有些客观因素存在的，我们班可是学校出了名的挑刺儿班。
老老师上课枯燥乏味，不乐意听讲，上了点年纪的女老师上课，罗里罗嗦，总有讲不完的鸡毛蒜皮，太严肃的老师自命清高，只会讲些不接地气的大道理。要知道，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只有玩，皮筋、玻璃弹珠、弹弓、纸方块、鸡毛（一种用三匹鸡毛和小竹筒做成的，和羽毛球很相似的东西，它的玩法和羽毛球相同，只是用来击打的拍子是乒乓球拍而已）。
作为一个在偏远的贫困山区长大的孩子，我们气走一些老师，有时候想想理由还挺理直气壮，可能是不想看到他们白白将大好青春浪费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罢！不知道是哪些不知死活的年轻老师愿意放弃留在大城市深造的机会来农村吃粗粮。
然而我等来的第一节语文课却是惊人的离奇，至今回想，那估计是我人生中上过的第一节最憋屈的语文课。
老师是课间来到教室的，因为同桌在我的桌面上用粉笔写下我的名字，我被新来的年轻老师不明不白的提着名字，劈头盖脸的狠狠训了一顿，还给我安上一个乱涂乱画的污名，就这样我第一次在班上出了糗，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连反驳的机会也没有。因为这一点，原本在班上沉默不语的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了。
我自小就不大接触老师的，不是因为他们不亲切，而是害怕打交道，我害怕他们对我的身世问长问短，索性把自己伪装的很孤僻，特立独行，就像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猪，与其他的猪格格不入。唯一不同的是，那是一只嚣张跋扈的猪，而我是一只异常沉默且孤独的猪。
当然，我只是不喜欢和老师走近而已，并不代表我就没有朋友，我也是有一群过命的兄弟的。我是他们中成绩最好的，当然也是班上成绩数一数二的，大概也是成绩和深得民心的缘故，我连任了六年班长，就这样，他们每天给我打着“班长带头，全班加油”的口号做事情，似乎只要我带头干的，所有事情都是正义的。
还好，在桌子上乱涂乱画的污名在不久以后，也不知道是班上哪位仁兄出面帮我洗白的，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让这位新来的大“佐”老师成功的记住了我，以至于后来我说出的“清者自清”这四个字便成了我们班的典范。
有一次因家里出了些让人头疼的事迟了到，他便罚我在门口站了整节课，我只能用耳朵听他上林海音的《窃读记》，其实我是不大喜欢上语文课的。说来奇怪，生平我的语文就好，大概是因为喜欢看课外书的缘故吧，这一点源于父亲对我的栽培。别看我的父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对我的教育与其他孩子可以说大相径庭，最为独特的一点便是别的父亲外出归家，手里总会带些吃食，哄孩子开心，而我的父亲则有所不同，小时候为了教我画画，他可以疯狂到将家里饲养的大公鸡用红绳绑起来，架在凳子上手把手教我照着画，他回家手里提的，要么是小蜡笔，要么是百科全书，要么是连环画，要么是课外书，所以我觉得尤为幸运，是他打通了我学语文的任督二脉。
每每上语文课，我总会将课外书藏在课本下，或者桌箱里，不到两分钟便九霄云外了。往往那些喜欢说文解字的老师总让坐在前排的同学起来回答问题，我老早便掌握了这样的定律，这也是我喜欢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原因。尤其那些上了些年岁且带着老花眼镜的老师，我自认为他们的视力都不大好，很难发现我的存在。除此之外，读书每到会心时，即使提笔在堂下大作文章，老师也不得而知，自由极了！然而，大“佐”老师的到来便将我五年来的嗜好打破的稀碎，我甚至有些讨厌他。
因为第一次被罚站，我成了全校围观的猴子，左邻右舍都过来戏弄一番。
“你们老师也真是的，刚来就罚你，看来你这班长的地位不保啊！”
“怎么不顶桶水？”
“真是百闻难得一见，新官上任三把火啊这是！”
“涛哥犯什么滔天大罪了？”
……
我对这些略显嘲讽意味且可以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辞藻早就不为所动了，那又怎样？我也不能扔下书包上前和他们撕咬在一起，到时候肯定免不了接近老师的，于是我学会了隐忍。
大“佐”老师估计被我倔强的个性所折服，才给我放了行。一进教室我就趴在桌上睡觉，忘了他当时说了些什么，多少觉得有些委屈，但也选择不解释。他才来到这个班，不到两个星期就成功的做了我最讨厌的人，他说话时我也懒得理会，任由他像空气似的飘来飘去。
在新来的几位年轻老师中，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城市人，把房子租在离学校最近的地方，后来有幸去过几次。要知道我上的小学可谓是一个完全远离尘世喧嚣的偏远地带，像他这种初来乍到的人，基本的吃饭都是问题。除非认识当地的大爷大妈，热情点儿的可以送她几颗大白菜，用白开水煮熟了蘸着辣椒面吃，倒也可以凑个温饱，要么就只能赶老远的路程到集市上去买，农村是比不得集市的，集市上什么都有。而农村有的都是老百姓用承包来的一亩三分地辛勤劳作的成果，这其中一半收成还得看天。
有一次，大“佐”老师在课堂上开着玩笑说：“我已经好几天吃饭不下菜了！”
同学们都问为什么。
他的回答有些搞笑：“老师太穷了，买不起菜！”
虽然我听得出来他在说笑，但我还是放在心上了，正好赶上土豆收获的季节，父亲见我用一个黑色塑料袋子在捡土豆，便问我捡来做什么？我便给他说起了大“佐”老师的事儿，于是父亲给我换了一个麻袋，是用来装小包饲料那种，因为相比其他袋子比较劳实，父亲还特地嘱咐了一句，“多捡些。”
第二天，我将一麻袋土豆提着去上学，同学们问我为什么，我就打趣儿的说：“开小灶。”，逗得我的那群丐帮兄弟乐得笑出鹅叫声。
直到最后一节课，大“佐”老师离开教室时，我提着麻袋追出教室，将麻袋递给他时，明显看出他眼里的感动和欣慰，他激动的只说出来两个字：“谢谢！”。
我生平听不得别人对我说些感动的话，因为我害怕他们会觉得我是在可怜和同情他们，所以我说了句不用谢就匆匆回了教室。
后来大“佐”老师不知从何处听来我的故事，对待我的态度和以往大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没有变，他还是一如既往公私分明，只是有一点，他说我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我身上有很多潜力值得开发。
第一次有人给我说这样的话，我仿佛看到了春秋时期的孙阳。也许就从他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他会成为我的伯乐，即使后来也遇到不少良师益友，但唯有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伯乐。
小时候因为写字很大，容易将偏旁和字分开等原因，总是被点名批评，以及和班上那些复印版字体的同学一番对比，这一点让我对写字提不起一丁点儿兴趣，可是在上《走遍天下书为侣》这篇文章时，大“佐”老师无意间瞧见了我写字的过程，并在我身后站了足足有三分钟有余。
对于字写的丑且大这件事儿，我早已经不在乎了，即使换成专家在我身后站上三天三夜，也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即使他现在把我写的字高高举起给大家看，我也不会有所反应，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突然间站在我的右侧，扶在我的桌面上，用认真且坚定的眼神看着我说：“你是个写楷书的好料子。”
我当时都惊呆了，用质疑的眼神看着他，没想到在他波澜不惊的面容上轻轻绽放出一个温暖的微笑来，像二月的春风一样温暖，他的眼神也很清澈，还带着光。这是多数老师少有的，很多老师给我的印象都是老气横秋的，眼神黯淡的犹如一潭死水，丝毫没有光，而他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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