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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反科学思潮溯源
自上世纪中叶起，新技术革命如汹涌浪潮，为人类文明的进步、经济的腾飞以及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然而，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以及经济的无序扩张，也在社会层面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负面问题。
西方作为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对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察觉更为敏锐。这种敏锐的洞察，促使了科学哲学领域的不断拓展，同时也催生了一门极具影响力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社会学（STS）。在这一学术思潮的激荡下，欧美国家涌现出一批学者，他们持有一种颇为激进和错误的观点：现代社会中诸如战争的残酷动荡、精神层面的迷茫危机、自然灾害的频繁肆虐以及环境污染的日益严峻等诸多困境，皆可归咎于科学的发展。在他们眼中，科学已然沦为“与政治狼狈为奸的权力象征、依靠金钱运转的利益游戏、对财团唯命是从的工具以及破坏自然生态的罪魁祸首” 。
在众多反科学观点中，爱丁堡学派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堪称最为极端的代表。他们对科学研究内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进行了全盘否定，秉持着“社会建构论”和“利益驱动论”，坚称是各类社会因素，尤其是社会利益，在主导着科学知识的产生进程，将利益视作科学家开展研究活动的根本动机以及各方学术争论的核心缘由 。他们肆意渲染科学发展带来的“恐怖景象”，宣称现代科学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延续统治东方的阴险阴谋（即所谓的“阴谋论”），并极力主张清除“后殖民主义” 。在他们的观念里，应当以“生态主义”来对抗科学的“工具主义”，甚至倡导人类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状态 。基于此，他们对核能利用、转基因技术乃至一切工业文明成果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在国内，顾秀林便是深受这一思潮影响的典型人物，其相关言论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知。
面对这股来势汹汹的反科学思潮，众多自然科学家挺身而出，就连不少科学哲学学者也纷纷加入了扞卫科学的阵营。上世纪90年代，一场激烈的“科学大战”就此爆发，反对科学与扞卫科学的双方展开了激烈交锋。
扞卫科学的学者们坚定地指出，科学知识所具备的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这三大基本特点不容置疑与诋毁 。客观性体现为科学知识的可检验性与可重复性，任何科学理论与成果都能够通过严谨的实验和反复的验证来加以确认；普遍性意味着科学知识不受地域和国家的限制，其真理的光芒是普适的，不带有国界的烙印；构造性则表明科学知识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精确性，是人类理性思维和智慧的结晶 。他们强调，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并无绝对的善恶之分，其价值的体现关键在于人们如何正确地运用 。他们并不排斥对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深入研究，同时也倡导摒弃技术万能的“唯科学主义”，积极克服科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但他们始终坚守一个底线，那就是绝不能因噎废食，否定科学发展的必要性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任由反科学思潮肆意蔓延，无疑将给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重视并积极推进科学发展依然是多数国家的主流思想观念以及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科学大战”虽已过去多年，但其遗留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西方反科学思潮的余烬在沉寂十余年后，竟在东方再度复燃。
近年来，我国社会上围绕转基因技术问题所产生的种种争议与乱象，便是这一反科学思潮死灰复燃的典型例证，这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思维去审视和应对各类科学技术问题，坚决抵制反科学思潮的侵蚀。
（未完待续。作者为黄大昉，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曾经担任所长，文章发表于2013年，刊登于科学网。有适当的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