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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脱欧后的英国在法规上近些年出现了松动迹象，有望允许基因编辑农产品上市。去年5月份，英国政府向议会提交了法案，为在英格兰种植和饲养转基因动植物铺平道路，而且预计一款基因编辑的番茄将很快推向市场。[4]
总体来看，在对待基因编辑作物上，尤其是不含外源基因的类别，“免监管”不仅是一些国家已经在采用的措施，很可能也是未来全球协调管理框架的一个趋势。全球化贸易之下，如何面对国外的基因编辑产品，中国也亟需进行政策的调适。
还是只发论文？
吊诡的是，与相对“冷清”的基因编辑作物产业相比，中国在基因编辑领域的论文产出却蔚为可观——与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相关的论文占比逐年上升，从2013年的8.07%增加到2019年的24.73%。
与此同时，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的研发投入上也迅速增加。
在科技部制定的《“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的前沿关键技术中，基因编辑技术就是要攻关的四大重点任务之一。专项规划在植物基因编辑领域的投入为3602.93万元，重点开展已有基因编辑工具的衍生技术开发以及创制高产优质多抗基因编辑新材料和新种质。除此之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从2016年以来，资助了39项基因编辑领域相关的项目，总经费在2786.00万元。近来启动的农业卡脖子项目，基因编辑技术攻关也在其中，专项经费的量级在亿的级别。
但所有的这些投入，最后产出如果只是论文的话，对农业的实际影响是不大的。中国在发展转基因方面就有过这样的“前车之鉴”。（见《知识分子》报道：飞蛾来袭，转基因玉米却来不及种了）。
2008年7月，200亿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启动，8年之后，转基因专项实施办公室对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实施效果进行总结，除了克隆了3000多个功能基因，获得了1000多项专利，发表了多少篇高水平的水稻研究论文外，也提到了产业化，只是相对来说，有点“乏善可陈”。事实上，除了抗虫棉外，中国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几乎无所作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此次陪我参观基地的多位博士，之前也都是在科研院所或者大学从事科研，最终产出就是论文。从事面向市场的研发几年后，他们才意识到，发论文只是第一步，与产业化比，堪称一步和一万步的区别。
“我拿水稻举个例子。” 张金山博士说，“通常认为粒数增多了，产量增加，我们看到一篇发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说找到了控制粒数的基因，发表了好多年了，都说增产非常好。我们做了以后才发现粒数确实增加了，但是有效分孽数就少多了，所以其实你真要整个种在大田，产量并没有增强。”
他解释说，其实不光是这篇文章，基本上100%的论文都是这样，只是看一个想看的，然后把故事讲起来很漂亮，但“它只关注一个性状；在真正的应用上，就要全盘考虑总体是不是好，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要不然你这个品种就不会成功。”
对于张博士他们来说，目前做的事情，有可能惠及中国的农民和农业，而不是只发一些论文——这些论文，在多少年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将堆在一个蒙满灰尘，无人翻看的的角落，被迅速遗忘。
结束参观的时候，冬日的阳光早已消失在了山峦后面，夜幕降临，我要告别他们返回居所。车辆开动，身后的那栋二层建筑也渐渐远去，直到完全隐匿在漆黑中，却留给我满载的疑问：
山东济南燃起的这颗基因编辑火种，是否可以继续燃烧，释放其巨大能量，给中国未来的农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在世界先进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力开放创新，大举推进基因编辑农作物全球市场化的竞争中分得一杯羹，还是甘居人后？中国会不会再次错过这场决定未来农业命运的新技术革命？这些目前还是生长在温室里面的、精彩纷呈的“新物种”能否有一天能冲破隆冬的严寒，迎来温暖和煦的春天？
参考文献：（略）
（作者：邸利会，发表于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