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草，孙子嘴巴毛都没长全，找抽是吧。”一名二十来岁的青年走上前扔掉烟头看向姜玟。
陈实上前把姜玟推在身后看着比他矮上半个头的青年冷笑道：“别嘴上功夫，哪儿的啊，那么狂，今儿个爷爷手痒，正愁没地界练手呢。
口里口外，刀子板带，时间地点人数你们定，别说我欺负人。”
“哎呦我去~丫挺横啊，混哪的啊。”
“听好了，烂缦胡同陈实，有能耐把我送进医院。”
“我们是德胜门的，跟边边作君混的。
下午三点，小西天见，谁不来谁孙子，没有三十人别出来丢人，不欺负你，一板砖让你脑袋开花。”
三人说完转身就走，时间地点人数武器都定好了。
燕京这边除了喝高了会直接动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先茬架，陈实说的口里口外，刀子板带就是问对方选择什么武器。
这定下来后就是人数，时间地点。
比拼的就是谁的朋友多，其实大多时间压根打不起来，很多时候就有个和事老出来，大家一起喝个酒就没事了。
先开始问对方哪的，就是看看对方是不是一个地界的，陈实先报出烂缦胡同，对方没接，就是那边不认识人，如果认识谁谁谁，就会提一嘴，可能都约不起来架。
这几个一看就是刚返城的知青，否则早就认出陈实了。
1979年二月到三月大量知青返城，返城的这批人大多在街上溜达无所事事。
这一年全国2000万人待就业，其中知青1千多万、城市闲散劳动力230万，大、中专毕业生和复转军人105万。
京城尤为艰巨，待业青年40万人，平均每2.7户就有1人待业。
很多人对这个年代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读书好，中专毕业就能成为人上人了，包分配衣食无忧。
没错，是包分配，但前提是得有那么多岗位。
上山下乡从50年代就开始了，本质上是为了缓解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带来的就业压力。
而人道洪流之后，这些知青返城，又与第二次人口高峰重叠，又造成了大量的待业青年。这帮人年轻气盛，没工作，整天在城里闲晃，打架斗殴，是极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安置就业，是今年国家的头等大事。
允许父母提前退休，由子女顶替岗位。
各机关、单位承包一定数量的待业青年，可以招收长期临时工，提倡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广开门路，放宽就业环境。
合作社就此诞生，增加社会服务业来缓解就业问题。
1949年京城有服务业网点7.3万个，现在只剩1万多个，同时人口却增加了，生活需求远远满足不了。正好有这帮人顶上，不愁没饭吃。
通俗点说就是合伙做生意，自给自足。
但想让一群人固化的思想瞬间改变，基本是不可能的。
让他们陪着笑脸去服务人讨好顾客当孙子，想啥呢，谁想当孙子啊，还要站街吆喝，多丢人啊，没面子。
上面出台的这项政策本质是好的，长远看也是好的，但此时没人愿意去干。
很多家长宁愿孩子在家待业，也不愿孩子去摆摊卖东西，觉得丢人。
能去干个体的，大多是监狱里放出来的，或者家庭成分十分不好的。
都是一群无路可走，没啥脸面的人。
每个时代的思维都不一样，这时期站街做生意类似于后来的特殊从业者差不多，说句难听的，放开了合法化特殊行业，让屏幕前的吴彦祖你去做？你会去吗？你家里人会让你去吗？
这群返城在家不愿去合作社的，爸妈也没岗位退下来给他们顶替的人。
每天在街上溜达，属于一群潜在的危险分子了，此时滋生了不少所谓的二流子，还自称顽主。
顽主其实正确的读音叫玩儿主，最早形容当初那群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天天除了玩就是玩，其实就是一群二混子，街溜子。
陈实真没瞧得上这批人，主要是现在怂了，就会一直被欺负，他们和张勇不一样，张勇属于口嗨怪，就阴阳两句，但他家有宝贝啊。
张勇不敢把陈实惹急了，真怕被陈实揍。
陈实在插队的时候就经常和人干架，打小也是烂缦胡同出了名的狠人。
“大哥，我去我们大院摇人去，今儿个，必须得给这帮孙子一点颜色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