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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价格，能否再低一些。
讨价还价陈实一毛不让，而且版权只给十年，这时候王卫国出来当和事老打圆场，价格不变，版权期限为二十年。
广野小五郎答应了，他知道，下次来这边考察的就是讲谈社那批人，他们一定也能发现这个商机，所以他要先一步下手。
买走版权回去就让编辑们重新找创作团队二次改编成漫画。
这个周期少说要一两年，改编完还要画出来，画出来先出漫漶，最后才是动漫。
陈实知道对方买走版权，只要改编成圣斗士就血赚，出漫画，出动漫，出游戏，出周边配套商品，面向全球市场，那不是几千万的事，而是几个亿，十几个亿的事了。
这还是往少了说，知道宝可梦这个IP赚了多少吗？就是宠物小精灵皮卡丘，这个IP二十年累计赚了一千亿美刀，没错，是一千亿美刀。
动漫产业是小日子第二大支柱产业，不是说说玩的，而是实打实在盈利。
但这和他陈实没关系，眼下，他就能赚着最高的百万版权费。
他自己去做也不一定做成，毕竟这需要全面配套。
还是那句话，钱要一点一点赚，饭要一口一口吃。
两边签订了合同，对方打了个电话回日本，当即就让人把钱打过来了，深怕夜长梦多，被讲谈社那批人抢先了。
广野小五郎还要了陈实的地址，希望以后多联系。
此时属于中日蜜月期，日本此时是整个七十年代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日本的汽车，家电，相机一夜崛起开始席卷全球。
日本的企业管理经验更是全球争先学习的，然而这种繁荣没有持续多久，日本就陷入了经济泡沫。
美国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爱里森说他在1979年听日本企业家演讲时说过：“在日本，我们认为低于百分之一百的市场份额是不够的，我们相信只有我们成功还不行，其他人必须失败。”
1979年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是国内大部分企业家的学习对象。
海尔的张瑞敏回忆道他之所以能把一个快要破产的小工厂做大做强，早期借鉴的都是松下的管理经验。
任正非当初在参观松下公司时发现，不管是在办公室，休息区，走廊过道他随处可以看到一张贴画，画上是一艘即将撞上冰山的巨轮，下面写着：“能挽救这条船的，唯有你。”
这个危机意识，也让任正非知道企业家随时有危机意识。
这不是说这些人崇拜小日子的人啥的，主要是此时国内的大部分人压根不知道如何管理企业，企业管理是什么，大家也不懂，只能学。
全球范围内，大多地区都在学日企的企业管理模式。
除了管理经验上的借鉴，大量日本企业也对开拓中国市场是热情高涨，和我们达成了很多合作。
这一年长红从松下，引进了黑白电视机生产线。
上海金星引进了彩色电视机生产线。
天津计算机中心购买了富士通的计算机。
三洋电机在燕京设立了办事处。
而在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来了中国后，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也来了。
从这一年开始日货在中国慢慢风靡起来。
这在未来给本土企业带来了经验和机遇，当然也带来了压力。
此时咱们大部分国营企业没有管理制度，年轻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也在79年从香港过来调研写了份报告给上层。
他说他在广州看到不足一百平米的地方，有三个人在干活，这三个人每天的工作只负责这一百平方内的树叶清扫。
路边墙壁有个小洞，一个人负责用手指着洞口，一个人负责拿着水泥，一个人负责补洞。
去了国营饭店，一小时的用餐时间，半小时就见不到服务人员了，要去办一个手续需要跑太多部门去盖章，盖章的人也不知道能不能盖，还要等反馈。
综上这些就是问题所在，没有一个管理制度，需要引进一些成熟的企业管理方案。
79年这一年，全球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这一年提出了一个十分有前瞻性的问题【全球开始感到中国的经济力量】。
经济学家提出中国有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还拥有大量商品的缺口，面对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中国的生产力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认为中国学习完如何制造生产商品，有了渠道出口后，那么中国制造必将席卷全球。
不得不说这时期的经济学家还是有几把刷子的，有前瞻性，已经预测到一些信息了。
欧美日韩主动和咱们友好，也是看到了咱们的潜在价值，有利可图，廉价的劳动力和庞大的消费人口，这就是数以万计的财富。
哪有那么多无私的帮扶啊，合资办企业对于他们而言属于绝对的盈利。
正如广野小五郎这批日企跑来这边考察，是看咱们需要什么，就卖什么，赚取利润。
所以陈实对他们也不手软，能要一百万的版权费，绝不要九十九万，少一个子都不行。
送走广野小五郎一行人后，王卫国让陈实稍等下他，他要把工作汇报向上反应下。
陈实坐在会客室内想着一些东西，他知道上层不会白要陈实这个百万捐助的，肯定会给予奖励。
但陈实还是不能要，他不想出名和被表扬，深怕成为典型，而且要了奖励，相当于两清了，他不能要。
大概过了一小时，王卫国才回来和陈实面谈。
“上面对你大为赞扬，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不能让你白白付出啊。”
陈实坐直身子瞄了一眼王卫国身后拿着纸笔的青年，这是要记录他们的对话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