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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6年，大宋治平三年，这是一个在华夏历史上平平无奇的一年。
却也是自大宋建立至今，最为安静祥和，没有任何纷争的一年。
得益于三月份的这场‘平型关大捷’，大宋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内到外，没有任何势力和国家试图寻衅滋事，或是挑战大宋。
外加二月‘龙抬头’的祭天活动，接下来的时间里，可谓风调雨顺，没有在发生如同治平元年的特大水患。
朝廷借助战争大势推进的‘深化改革变法’，每一天都有傲人成绩呈报。
各地的百姓在官府的帮助下，逐渐有了生存下去的资格，‘衣食住行’基本保障也开始缓慢而坚定的落实下去。
得益于‘农转商’政策的推行，百姓渐渐摆脱土地的束缚，投身商业领域。
大宋自南向北，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一时间的各大州府主城都人头攒动，繁荣的景象让人梦回大唐。
在多项利民政策和约束士大夫阶级的法条之下，大宋被人诟病的‘阶级矛盾’和‘土地兼并’等问题，也逐步得到缓解。
虽然想要根除属于不可能的行列，但是这样的趋势，让‘积贫积弱’的大宋开始有了好转和康复的曙光。
另外还是得益于‘平型关大捷’的后续影响，这两年大辽需要的‘岁币’赔款也停止了缴纳。
这让大宋的财政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有了更多的余力投资国家的基础建设。
治平三年六月初的大朝会上，英宗皇帝对于自己在位近三年的理政，做出了总结。
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想法。
其中在政治方面，英宗皇帝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章、欧阳文忠、富彦国等人，以及被誉为本朝的新政变法派的韩明、王介甫、司马君实、苏子瞻等人。
鉴于仁宗以来的弊政，英宗皇帝向执政宰辅们提出了裁救积弊的问题，征求大臣们的意见；
同时还下诏将各品级官员的转迁年限加以延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冗官”现象给朝廷财政造成的压力。
为广纳人才、为国选贤，英宗皇帝命宰执大臣推荐才行之士以充馆职。
这一定程度赋予了宰执更大的察举权，扩大了中书门下在两府三司制度下的权重比例。
经济上，由于先仁宗皇帝在位时留下的过于庞大的赤字，英宗即位执政后，封桩库、左藏库等国库空虚，甚至达到糜烂的地步。
原本的历史上，治平二年（1065年）这一年宋朝岁入虽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可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完全入不敷出。
而经过韩明与王介甫等人不断‘开源节流’，将冗余的官僚与禁军、厢军都进行了重新规划后。
治平二年秋，困扰大宋近百年的‘三冗两积’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
经济上的不断复苏繁荣，让朝廷赋税也来到了历史新高，并且开始出现留存的情况。
这部分留存原本按照宋初‘强干弱枝’的国策，是要上交中央，不允许地方截留。
但为了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和提高地方官府的行政效率，英宗皇帝大笔一挥，将其作为地方官府奖惩和投入民生的费用，拨给了地方自行使用。
如此一来，更加刺激了地方的民生和经济，同时也给英宗皇帝带来了不小的威望。
而在文化上，英宗皇帝非常重视读书和书籍的编写整理。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君实写成了一部《历年图》进呈给英宗，英宗皇帝对此大加赞赏。
治平三年初（1066年），英宗皇帝命司马君实设局专修《资治通鉴》。
并且同意司马君实选聘助手成立书局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内，特允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
不仅如此，英宗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供给书局人员水果、糕点，并调宦官进行服务。
英宗皇帝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君实编修史书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
司马君实为了报答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19年里，将全部精力都耗在《资治通鉴》这部巨着的编纂上。
这一刻，历史似乎形成了闭环，除了在新政改革中风生水起的韩明、王介甫外，司马君实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开启了一段并不平静的人生。
最后在军事方面，英宗皇帝同意了韩明提交的‘裁减军队部分番号，组建新式军队’的建议。
由此拉开了大宋新军的组建、磨合、训练以及征战的历史进程。
多年之后，在面对曾经历史中的无数强敌：辽、夏、金、蒙古等势力时，这支初创于英宗年间的新军，成为了战争的中流砥柱，也成为人们回忆大宋治世的标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