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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24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取得了胜利。
此次战役中，志愿军共动员了9个军、30个师，总计38万人，歼灭敌军3.6万人，其中美军2.4万人。
这一战役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不仅收复了平壤和朝鲜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失地，还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挫败了\"联合国军\"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企图，这场胜利被称为永载共和国史册的“清长大捷”。
志愿军在作战中伤亡3万零700人，另有5万人因寒冷受伤。
在这场震撼世界的大规模战争中，大将军给自认为了解中国的麦克阿瑟上了一堂关于战役学的生动课。他运用了中国军队传统的穿插迂回战术，彻底颠覆了麦克阿瑟的认知。
正如中国着名战史学家徐焰所言：“一种独特的战术，往往比先进的武器更能展现出强大的威力。”
战役结束时，恰逢西方“圣诞节”的前夕。美国摄影记者大卫·邓肯询问一名美国士兵：“如果我是上帝，你最想得到什么？”
士兵低下头，沉默片刻，艰难地吐出了一个词：“明天”。
许多美国士兵再也无法迎接明天的到来，其中包括了绰号“斗牛犬”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退途中，沃克不幸遭遇车祸，命丧于圣诞节前夕。他的上将军衔只能由美国国会追授。
而麦克阿瑟所吹嘘的“圣诞节攻势”彻底化为乌有，反倒是死亡的阴影成为美国士兵收到的“圣诞礼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五次重要战役中，若论哪一次最为精彩，战果最为丰硕，莫过于第二次战役。这场战役不仅是朝鲜战争期间对美军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还被称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在第二次战役打响前，中国领导人对战局的判断逐渐变得乐观起来。
11月13日，那位伟人在总理起草给乔大叔的电报稿上批注：“据我观察，朝鲜的战局是有可能扭转的。”
11月14日，他在新华社编发的《综合各方对朝鲜战争反应》一文上作出批示：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我志愿军入朝反应慌乱，束手无策”；
“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袖与人民对中国志愿军抗美作战深感振奋，我国的国际地位因此显着提升，国内民心也大受鼓舞，畏惧美国的情绪大为减弱”。
11月18日，他致电志司，特别强调：
“美国、英国和法国对我们束手无策，各国都弥漫着悲观情绪。只要我们的军队再取得几场胜利，消灭数万敌军，国际局势必将发生改变。”
第二次战役发起后，战事进展顺利，中央认为朝鲜战场上已经出现了“我军大举歼灭敌军、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绝佳时机”，并要求志司“激励士气，争取大胜”。
根据当时的形势，“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主要是指如果此次战役能够实现既定的歼敌目标（西线“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歼灭两个美军师及一个南朝鲜师”），将能够迫使美国“知难而退”，从而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尽管最终的实战结果在歼敌数量上未能完全达到预期，但战役本身所产生的战略效应却远远超出了战前的估计。
通过这场战役，中国开战之初的被动局面得以彻底扭转，中朝军民士气高涨，重新点燃了将美军逐出朝鲜半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之光。
中国出兵朝鲜仅一个半月，战场局势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至第二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已经从鸭绿江边推进至三八线，除了襄阳，三八线以北的朝鲜领土全数收复，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延安两个半岛也已落入中朝军队的掌控。
这一重大胜利，在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前及初期都是难以预料的。
接下来，朝鲜战场的局势将如何演变，战争双方是会在三八线附近停下，还是继续推进，一时间成为局内外人士热议和思考的焦点。
美国决策层围绕着扩大战争、在既定限制下继续作战，还是选择就地停战的问题，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内部和盟国间的讨论。中国方面则面临着是乘势而进，还是见好则止这样一个重要而微妙的战略选择。
从战场局势来看，志愿军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遭遇突袭后，陷入了恐慌，全军上下对战争的前景充满了悲观情绪。
然而，这场战争远未呈现出压倒性的局势。
志愿军入朝后接连奋战，因无法得到充分整补，当部队推进至三八线附近时，战斗和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衣食匮乏，已显露出极度的疲劳状态。
一方是疲惫不堪的部队，另一方则是心怀恐惧的部队，因此，下一场战役无论对哪一方来说，行动都将带有明显的勉强色彩。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次战役的筹备开始展开。
志愿军向南推进，不久便面临是否跨越三八线的抉择。
12月8日，大将军致电北京，针对下一次战役是否越过三八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是否跨越三八线的关键应在于越线后能否实现歼灭敌人的目标：
若能消灭美韩军各两个师或给予其致命打击，则“进越三八线，相机夺取汉城”；但如果无法达到上述歼敌目标，即便能够越线，也应暂时不越，以避免增加下一步作战的难度。
为创造越过三八线作战的条件，他还列出了战役准备中需解决的问题，如补充部队兵员、改善后勤补给，以及空军进驻朝鲜境内机场以掩护后方交通线等。
鉴于这些准备工作需要时间，大将军认为，“决战攻势”应推迟到明年3月上旬开始。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战役12月4日这一天，中朝两军正式成立了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由大将军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中朝部队的作战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