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战争的运动战阶段，志愿军仅有的一次防御性战役就是第四次战役。
根据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部署，自1月中旬起，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主力部队除了少量兵力负责一线警戒外，已全部撤至汉城、横城以北地区进行休整。
根据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部署，自1月中旬起，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力部队均撤退至汉城、横城以北地区休整，只有少数部队负责前线警戒任务。
1月25日，美军的“霹雳行动”已全面展开。同一天，志愿军与人民军的军师级干部齐聚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君子里，举行为期5天的两军高干联席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前三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分享交流，并庆祝已取得的胜利。
122位中朝高级干部，分为六个大组，围坐在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矿洞内，座位是由两块砖头上搭一块木板拼成的。即便是中朝两军最高规格的“峰会”，条件也只能如此。
大将军做了题为《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结尾部分，成为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篇章：
“因此，所有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支持朝鲜人民，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朝鲜人民军，支持朝鲜劳动党，支持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像亲兄弟一样团结在一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战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视为己任，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突然，一个情报参谋匆忙走了进来，递给大将军一沓电报。
“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前线侦察部队已经报告，李奇微开始发起进攻了。现在的形势很不妙，打得不好就可能要遭遇失败。李奇微只要发动大规模进攻，汉城恐怕是守不住了。”
当时，中国军队连续三次入朝作战，首批入朝的六个军已是精疲力竭，伤亡严重，减员极大。第三次战役时，参战的多为部队的老骨干，而国内原本计划补充六个军的四万老兵和八万新兵却迟迟未能到达。
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几个军的机关人员不得不被补充到一线连队。任何部队都对这种做法感到忌惮，因为精英骨干若被拼光，部队的战斗力框架也将被打垮，严重损伤元气，这并非仅靠补充兵力就能解决的问题。一线部队已无法再战，而后续入朝的部队暂时也无法顶上。
十九兵团还在东北换装苏式武器，三兵团则尚未出川，东线宋时轮的九兵团因严重冻伤减员，暂时难以恢复，正在元山、咸兴一带休整，短期内无法投入战斗。如此一来，志司只能调动手中仅剩的六个疲惫不堪的军队，联合人民军的三个军团迎战李奇微。
此前，按照高岗的建议，为了为下一阶段在朝鲜战场开展包括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等多军兵种力量的联合作战做好准备，志愿军各师、团分别抽调一名正职或副职的军事指挥员及参谋人员，从前线返回东北参加为期一个月至40天的训练班。
该训练班由苏联顾问担任教员，主要进行联合兵种协同作战的培训。
中国军队正在悄然经历一场重大变革，逐步从国内战争那类较为初级的作战方式，向当时最先进的现代化战争模式转型，但这一过程仍需时间。
因回国参加活动，导致志愿军前线各师、团的军事主官在美军反击开始时，大多未能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通过这些活动安排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对美军新一轮攻势的迅速到来，既缺乏战略预警，也没有进行实际的作战准备。
直到1月27日24时，“霹雳行动”启动后的第三天，志愿军司令部才下达了“要求各军立即进行作战准备”的预备命令。
因此，各军需立即着手进行作战准备。首先，要确保准备足够的五天干粮。同时，38军和40军应督促安东带来的第一批新兵尽快到达，并及时补充到部队中。具体安排由各军首长在回部后传达（高干会将在29日结束）。
此时，美军已借助对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的试探性攻击，掩护主力完成部署调整，展开战役行动。27日当天，美军在全线发起了大规模反攻。由此可见，志愿军和人民军最初并非有计划地参战，而是因不得已放弃原定的休整计划，仓促应战。
当志司下达预备命令时，志愿军和人民军各军（军团）的正职领导正聚集在君子里参加高干联席会议，需三天后才能返回指挥岗位。部队既未获得兵力增援，物资补给困难的局面也未得到缓解。
第9兵团的3个军仍在咸兴、元山一带休整，暂时无法投入战斗。目前在前线的志愿军约有6个军，兵力约21万，人民军的3个军团则有7万多人，总共可投入作战的兵力约28万。相比“联合国军”25万地面部队的总兵力，人数上的优势已经微乎其微，而在技术装备、后勤补给以及海空力量等方面的劣势则更加明显。
在严峻的形势和巨大的困难面前，志司的忧虑是显而易见的。在志愿军司令部下达作战预令的同时，电告中央，提出了下一步行动的设想：
为了给志愿军和人民军争取休整时间，避免在不利条件下被迫作战，可以暂时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前线部队可以宣布支持限期停火，并后撤15到30公里，以此换取“联合国军”停止进攻。同时，还可以考虑暂时放弃仁川及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
这项建议是正在参加高干联席会议的领导人商讨后提出的，体现了前线领导人的一致看法。但是，中央否决了这一提议。
1月28日，接到志司来电的次日，伟人亲自撰写了复电。
在这封电报中，他判断美军进攻的主要目的，是迫使志愿军后撤，重新占领汉江南岸阵地，控制仁川，并将汉城置于炮火威胁范围内，进而在此基础上，强迫中朝方面接受他们提出的停战条件。
并认为，在这种局势下，如果中朝军队表态支持有限期停战并后撤，显然是向敌方的强大压力低头示弱。即便能够因此达成停战协定，也将导致中朝在政治和军事上陷入不利局面。
因此，他强调这既是“不合适的”，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明确指示，志愿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
其目标不仅在于稳固汉江南岸的阵地，还要将战线向南推进，突破原州，进一步向三七线以南的荣州、安东方向发展，并占领大田、安东以北的区域。
为实现这一战役目标，伟人一方面承认“确实存在很大困难”（如兵员未补充、弹药不足等）；但另一方面，也认为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在他看来，尽管志愿军缺乏弹药补给，仍然不算是特别大的障碍，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推进，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兵力，仍是有能力做到的。
一个认为自己有能力作战，另一个则认为没有能力；一个主张进攻，另一个主张撤退。
自志愿军入朝以来，罕见如此巨大的意见分歧。
1月29日，原本仅为期四天的中朝干部联席会，变成了第四次战役的动员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