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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真的这么想——当然，因为是官方立场的史书，所以很多时候，主教也被迫使用一些隐晦的写法，甚至让书里头的内容都经常显得阴阳怪气的。”郭康想了想，说。
“那也不怪他。给蛮族写史书，不得不更加小心。”罗贯中评价道：“要不然，就成了崔浩了。”
“也是……”郭康想了想：“他和崔浩好像也确实是一个时代的……”
“那其他的几本呢？不知道能不能拿来看看。”罗贯中似乎有了兴趣。
“还有一本是勃艮第立场的《弗莱德加编年史》，这本书更坚定地使用了特洛伊起源说，全书就是从特洛伊战争开始的。第三本是纽斯特里亚立场的《法兰克人史纪》，这一本的记录更复杂。”郭康说：
“要是按他们的说法，当年特洛伊城里，跑出来起码三波人。除了埃涅阿斯带领的罗马人祖先，还有一个叫法兰克奥的首领，带人迁徙到了莱茵河一带，建立了‘新特洛伊’城。那个地方被称为西干布里亚，也就是后来的萨利安人老家——这帮人是法兰克人的主要一支，法国人现在用的萨利克法典，据说就来自他们。这样一来，就串上了。”
“当然，还有更奇怪的说法。他们还认为，另外有一批人，追随着首领托尔科特，逃离了特洛伊，所以这些人就被称为突厥人。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想到的……”
“特洛伊城怎么跑出来这么多人的？”乔锋惊讶道：“怪不得说希腊人打这一仗打亏了。城里的人恐怕是越打越多了吧。”
“这种肯定不是值得采信的真实史料，演义的成分太重了。很多故事就是这样，原始的材料很少、很简单，但经过民间演义和文人采集，就越来越丰富曲折了。所以受欢迎的演义故事，往往不是一个人就直接编出来的。在欧洲，情况也是差不多的吧。”罗贯中判断道：
“不过，按这个说法，大家岂不都是一家人了？从这个角度看，倒是也有宣传价值吧。”
“我估计其他人多少也知道。但是，在蛮族国家里，能留下这种系统史料，已经算很难得了。”郭康回答：“所以，之后的时间里，法兰克人各邦国也一直在坚持这种观点，自称是当年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后代。”
“因为这个说法，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也没人认真反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这倒确实。”乔锋点点头：“你刚才也说了，故事如果能营造共识，那也是很有用的。”
“是这样。”郭康点点头。
实际上，法国人的共同认识，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堪称用传说来号召人的经典案例。不止在这个时代，在后来也同样是如此。
一直到波旁王朝时期，法国官方层面都坚持认定自己是特洛伊人，也是罗马的亲戚和继承者——这一点，和同时代的奥斯曼如出一辙，双方的目的当然也差不多。不过，在启蒙运动时期，这个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随着文化的传播和历史知识的普及，曾经被认为是“信史”的特洛伊起源说，已经无法继续说服大家了。
早期的反对者，是一些贵族自由派人士。他们反对国王的**，为此也开始反对传统的民族起源故事。这些贵族研究者认为，法兰克民族和特洛伊根本没有关系，这个国家也是法兰克人征服高卢的产物，现在的国王和贵族，正是克洛维与他的战友的后代。
而法兰克人的传统里，国王和贵族们是“伙伴”，而不是上下级。因此，国王剥夺贵族的权力和财产，违反了传统。大家应该对此进行抵制才对。
当然，贵族自由派反对的只是国王的**，并不反对贵族的**；自由也是贵族之间的自由，和民众无关。相反，按照这个理论，国家里的人，是由上层的法兰克征服者和下层的高卢被征服者组成的。被征服的高卢人是奴仆，应该服从法兰克人的管理。国王随意任命平民充当新贵族，更是对征服者们共有利益的背叛。
也因此，这个说法很不受欢迎，遭到了国王和平民的双重抵制。
在当时的论战中，德·布兰维里耶伯爵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说法，还借鉴了理想国的模型，希望把国家营造成等级分明、各个阶层各安其位的社会。而国王的支持者迪博修士则进行了反驳，坚称高卢人和法兰克人都是罗马臣民。包括克洛维本人，也是因为得到了罗马的任命，获得了合法的统治权。所以大家都是罗马人，没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区别。
而这场论战，给了更多人灵感。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家西哀士，对征服说进行了反向利用，宣称平民阶层都是高卢人的后代，应该团结起来驱逐头上的法兰克人，把征服者的后代“送回法兰克人居住的森林中”。由于西哀士的影响力很大，加上大革命对于法兰西民族的塑造本身就有重要作用，“高卢说”一时又成了主流。
不过，也有人认为，把阶级对立和民族对立混同的说法，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大革命结束之后，一些就开始进行反思。七月王朝时的政治家基佐认为，更应该促进阶级之间的和解而非斗争。同样，他也更强调不同族群的融合，而不是对立。
基佐提出，不管是高卢人还是法兰克人，平民还是贵族，都是法国人，都有共同的祖国。对于法兰克人的入侵，他也认为，法兰克人虽然没有足够的文化水平去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但还是给已经腐朽的罗马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个人自由的精神。所以，应当客观看待其中的进步性。
当然，也有人思路和他完全相反。另一位历史学家奥古斯丁·梯叶里就认为，法兰克入侵者和高卢-罗马民族的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因此，他十分反感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认为这俩都是纯粹的外族侵略者，不能算是法兰西民族史的一部分。
梯叶里和他的弟弟，把这个说法逐渐完善并宣传开。他们认为，法兰克人和高卢人从来没有实现融合，反而一直相互敌对，未来也不可能和解。按照“墨、加非法国说”，应该把这两个王朝开除出法国历史，而从巴黎伯爵厄德当选西法兰克国王开始算，因为卡佩家族至少算是本地人了。
基佐和梯叶里兄弟的理论，引发了深刻的影响，法国学界自此开始了蛮族入侵有益和无益两种思路的长期争执。普法战争的结果，更是引发了又一轮热潮。很多人把普鲁士类比成入侵的蛮族，认为这是日耳曼蛮子对高卢-罗马的又一次侵略，以此号召大家奋起抵抗。
而随着时间发展，更多史料被发掘出来，学界渐渐又开始改变看法。大家渐渐发现，蛮族入侵并不是一件有谋划的整体过程，蛮族之间也根本不是铁板一块，蛮族迁徙的理由各种各样，和罗马的关系也并非都是敌对。后来的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使用“蛮族入侵”这类词汇，而这也对社会产生了影响。
可以说，法国在文化方面，不愧是欧洲、乃至一度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其他地方的很多思潮，都是他们一百多年前就玩剩下的。
而在长期的研究中，他们自己也总结了不少经验。法国学者还专门提出了“记忆史”的概念，认为探求和塑造自己的“起源”故事，能为世俗化的民族，带来所需要的意义和神圣性。考虑到绝大部分民族，其实没有多么宏大遥远的起源故事，这种塑造，就尤为重要了。
而对于中原人来说，这也更好理解——历史，就是世俗民族的信仰和神话。哪怕明朝时候的人，如果对历史有些感悟，在了解欧洲人这种状态之后，应该也是可以看出些什么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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