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启蒙了西方，亦必将引领世界重归大道。
华夏文化启蒙了西方，然而西方人却发起了对华夏进行灭史、灭文的洗脑战争。
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华夏属于自立型文明，而西方属于寄生型文明。
华夏历来为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崇尚自食其力，如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西方主流则是狩猎游牧文明，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西方人而言，海盗并非罪过，而是浪漫与传奇。
狩猎游牧文明属于寄生型文明，不抢夺便无法度过危机，这是他们的生存法则，进而演变成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逻辑。
欧美既未产生过 “经世济民” 的思想，更无 “天下为公” 的理念，无论是打仗还是征税，皆为一己私利。
从 “帝国” 这一概念即可看出西方文明的性质。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帝国” 一词深受罗马帝国的影响。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人常将类似罗马帝国那般疆域辽阔的大国称为帝国。
早期来到华夏的西方传教士习惯性地将当时的中原王朝也称作帝国。但实际上，领土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寡并非区分一个国家是否为帝国的关键。
在西方历史语境中，帝国实际上是指通过陆地或海上扩张，建立起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并通过掠夺边缘地区来弥补中心地区的统治模式。
华夏古代的中原王朝虽也有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但中原王朝并非依靠掠夺边缘地区生存。相反，为了边疆稳定，中原王朝还经常用中心地区征收的财富补贴边缘地区。
可以说，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来看，华夏古代王朝与西方帝国的统治逻辑截然相反。因此，用西方语境下的 “帝国” 一词来描述古代中原王朝是极大的误解。
在古代华夏，中原指的是东亚大陆土地最肥沃、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核心耕种区，也是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边缘地区的政权则被称为 “夷狄”。
对于夷狄来说，其最高理想便是入主中原，争夺这片大陆上的生产力中心。当一个政权成功占据中心地区后，其治理逻辑便会从进攻转向防守。
正如孔子在《春秋》中所说：“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 这里华夏与夷狄之间的转换，不仅指文化习俗，还包括政权的统治和治理模式。
当一个政权占据了最为富庶的中原之地后，其治理国家的思路便从打天下变成了守天下。因此，中原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要对内部管理体系做出重大调整。
这便是儒生陆贾对汉高祖刘邦所说的 “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守天下”。这种重大调整的主要内容通常包含削弱军事体系，将原本的进攻型军队转变为一支国土防御型部队。因为中原王朝此时已无需再对外扩张。
而且对于中原王朝来说，用核心货币等成本更低的方式来拉拢安抚边缘地区显然更加划算。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在用文明中心地区的财富补贴边缘地区。
这种文明中心地区主动向边缘地区输血的治理逻辑，在西方帝国体系中难以想象。因为在西方帝国体系中，边缘地区是供中心地区掠夺的。生活在边缘地区的蛮族不具备帝国公民的资格，生来就是为了给生活在中心地区的文明人输血。
西方帝国体系是高度依赖对外扩张和对边缘地区进行掠夺的体系，其统治观念是 “马上得天下，更要马上治天下”。因为帝国要持续对边缘地区进行掠夺，就需要一直维持一套进攻性的军事体系。
而作为世界霸权的帝国，更是要始终在军事上对边缘地带的国家保持规模和技术上的优势，这样帝国才能在遭遇危机时随时动用武力，维持边缘地区的稳定，以维护中心地区的繁荣和稳定。
由于文化上的截然不同，两个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处于对立状态。华夏在经历落后之后，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得以重新复兴。
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从未改变。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一度陷入 “历史终结论” 的自满情绪中，忽视了自身制度和文化的内在矛盾。
华夏文明一直在螺旋上升，而西方文明是个封闭的圆。西方文明经济危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每次都通过吸取外部的血来解决问题。
西方已经错过了自我革命的最佳时机，所以西方社会变得越来越癫狂，结果陷入恶性循环，玩着玩着都快把自己玩没了。
此时，夏先衍有些明白了为何在关键时候国家会拉阿美丽卡一把，既可以恶心脚盆鸡，又可以让世界不会就此出现大的动乱。
从历史上看，阿美丽卡这个国家的诞生是在军事上对边缘地带的国家保持规模和技术上的优势，是帝国扩张体系下最直接、最纯粹的产物。从历史和文化上相比带英，阿美丽卡的帝国主义倾向一直更为纯粹，因为阿美丽卡本身就是带英在搞帝国主义时分裂出去的产物。
在搞帝国主义之前，带英还有过很长一段处于边缘地区的历史。在 1000 多年的时间里，不列颠人先后遭受过罗马人、诺曼人以及日耳曼人的征服，也学会了如何夹着尾巴做一个蛮族的边缘政权。
在成为帝国之后，这些惨痛的历史回忆转变而成的政治经验并非毫无用处。带英帝国的统治者至少能够理解弱势一方的心理，知道如何不将失败者逼入绝境，否则可能会因此付出更大的代价，明白何时跟对手达成妥协，而不是将所有好处都吃干抹净，不留任何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