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是不想让你去，是亲戚们今天在我家吃饭，刚走，屋里还没收拾，挺乱的……”我着急地解释，但似乎越解释越证明她不能在我家过夜。
“没事，没事的。要是明天如果我妈还没回来，我再去你家住。”艺婷笑嘻嘻地反过来安慰我，这让我内心更愧疚了。
“那……你……今晚到哪睡呢？”我犹豫地问，看看她，又看看已走到我们身旁的四眼。
“到他朋友家去。”艺婷看看身边的四眼，回答得很痛快，没有丝毫遮掩。
我却疑心她是真的会去四眼朋友家，还是去四眼家却告诉我去他朋友家。我担心她的安全，也担心因我无法做主，把她推向了她不愿意的选择。我痛恨我无法做自己家的主，但事实又的确如此。我无法提出更好的方案，但又不想眼看着她跟着包厢里的那帮男人而去，纠结道：“去他朋友家……好吗？方便吗？要不……还是……”
“没事，方便的。他的朋友跟我也很熟的！”她笑着安慰我，并搂着我转身离开包厢：“就这事，没别的，你回吧！”。我又犹豫磨叽了半天，“去我家”三个字却始终未能说出口。
回到家，姐夫们的牌局已经散场，爸妈在收拾屋子，我也马上加入打扫的队伍。妈妈不断抱怨着侄子侄女把糖和饭粒粘得拖鞋和地上到处都是，难清干净，继而又念叨批判起小侄子手脚不干净来，说好几个亲戚都这么说。听风就是雨的力量是强大的，想起他下午在客厅的矮柜前鬼鬼祟祟，又联想起前几年过年时家里丢钱的事，妈妈和我同时下意识打开客厅矮柜的抽屉，清点里面的零钱。清点结束，一分没少。妈妈提着的心放下了，我却感到羞愧无比。亲戚们之间就是这样相互猜忌的吗？这点信任都没有吗？可信任是先天会存在的吗？血缘能成为无条件信任的基石吗？那种怀疑却是下意识的！毫无安全感的我不只怀疑小侄子偷钱，骨子里我怀疑一切！即使被自己曾验证过的事那也只代表验证当时的状态，不代表永久。我只能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来安抚自己，让毫无信任的怀疑合理化。
等妈妈抱怨逐渐平息，我说起艺婷一个人没带家里钥匙，打算让她到我们家里来住，妈妈不耐烦道：“怎么那么没眼力见呢？屋里这一大堆事呢，乱七八糟的，怎么叫别人来住啊？！”
听到妈妈的回答，我真庆幸在“不夜天”没脑子一热答应艺婷，但心里还有些放不下，继续跟妈妈商量：“可她去朋友家住，那个朋友是个男生……怕也还是有些不太方便吧……”
“你管人家方不方便？！别人的事你少管！”
这句话代表着没得商量，对话结束，可我还是有些不甘心，为明天她能来争取道：“那明天呢？要是她妈明天还没回来，她能来住吧？”
“明天再说吧，万一她妈回来了呢？”这句没直接拒绝，看来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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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啊年，年年岁岁无聊相似，岁岁年年矛盾不同。
生活不应该是多样化的吗？都二十一世纪了，在诸多人眼里，女性生活幸福的“唯一”指标仍是“结婚生子”，并为其确定了严格的时间进度，以此为尺，衡量别人的人生，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对女性进行此类舆论施压最为厉害的往往是有过此类经历的女性群体。女性对女性的权利倾轧反而比男性更变本加厉，直击痛点。不是“Girls help girls”吗？年长的人由于认知局限，有此想法可以理解，日记里的我竟也无知无觉，以逃避的方式远离舆论旋涡。
可生活，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目睹茜堂姐年年被催婚催生，我想绕开这个环节。若干年后，工作后的某个假期，我主动带男朋友回家见了家长。当年过年的“审判”对象便从茜堂姐换成了我。同样的房间、同样的环境、同样一群人，对话却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事实证明我还是太简单幼稚了。
大姑妈依旧语重心长：“我的幺姑娘欸！你还小，你现在就带男朋友回来太早了哇，再过两年吧！”其他姑妈姐姐们也帮腔说我年纪小，早了些，你茜堂姐都还没结婚等等。
可彼时的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束缚在“套子”里的我，笑着应对：“你们误会了！我带他见家里人是想告诉大家我现在毕业了，有稳定的工作、有男朋友，大家不用为我操心了。我又没说马上要结婚？早点见面，早点相互熟悉，不比要结婚了才和家里人认识好吗？”
一直躲在幕后的妈妈直截了当甩出撒手锏：“说实话，不管什么时候结婚，我不同意！他这个人我看不上！弯腰驼背站都站不直，穿的衣服跟腌菜一样皱皱巴巴，袖子上还破了个洞，就没有件好衣服了？说话做事一点魄力都没有，窝窝囊囊的，哪有点男人样？！”
妈妈的话戳痛了我，多年来的压抑、否定、打击，情绪积压，让我第一次当着众人反驳、顶撞她：“你就见过他一次，对他能有多少了解？就因为不了解，我才让你们早认识、多接触，你就这么抵触？！你总喜欢以貌取人，他正好是不在乎穿衣打扮的人，但他在乎我！他在厨房做菜，我去帮忙，他会跟我说‘歇着，去玩吧！’从不让我帮忙；我生病发烧，他会给我买药、做冰糖炖梨，帮我洗衣服；在路上，他永远走在靠车行的一侧，把我让在离车远的路里面。而这种细节他从来没说过，等我自己意识到以后，才发现他一直在这么做。有一次大半夜在宿舍，我把洗眼镜的洗涤剂当眼药水滴在眼睛里了，赶紧用大量清水冲洗后还有点疼，我自己都打算再观察观察或用水再冲冲算了，给他打电话闲聊，他却跑来找我坚持带我去医院挂急诊。还有我在澡堂子洗澡晕倒的那次，事后缓过来给他打电话当笑话讲，他马上来找我要亲眼确认我没事。而我跟你和爸打电话说，你们就只是在电话里责怪我习惯不好、洗澡时间太长，教育我洗澡之前要多喝水，快点洗。你们的思路也没错，道理我都懂，我没有怪你们的意思，也不需要你们紧张，能打电话就说明我没事了。只是在同一件事上，你们作为爸妈，与他的反应相比完全不同，他对我的心，你就可想而知了。摔坏了杯盘碗碟，你们第一反应是追责，怎么不小心把东西打坏了，他是先关心人有没有事。你们永远都在告诉我要这样，不要那样，而他从不要求我做什么，他为我做的事也从不会挂在嘴上说。你们是为我好。可他是真的对我好！”
一通掷地有声、声泪俱下的陈词后，室内一片安静，姑妈和姐姐们似乎都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整段话都在讲那个男人，可似乎又与那个男人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第一次对我妈说出我对他们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逃避，不伪装。真实、坦荡的感觉真好！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努力斗争的感觉真好！
“你这是找保姆，还是找老公啊？”妈妈的气势明显比之前弱了些，但仍未放弃否定我，只是帮腔的姑妈和姐姐们已看清形势，不再多言。
“保姆也好，老公也好，那是跟我过日子的人。我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我有我的计划。我带他回来不是要寻求你们的认可，而是告诉你们我的选择。”抗争的阀门一旦打开便势如破竹，我也毫不示弱地回怼。
妈妈仗着长辈的身份正要发作，眼见要吵起来，姑妈姐姐们纷纷“倒戈”，反劝起妈妈来：“哎呀！大过年的，别生气！”，“是啊是啊，孩子又没说马上要结婚，以后再多看看吧！”，“现在条件好的家里不讲究穿着的也多，你看大姐他们家不就是”……
你以为奋起一搏斗争就胜利了、事情就过去了吗？不，哪有那么简单，这一切才只是开始。有位伟人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有斗争就有牺牲。此后若干年，我闭口不提结婚，女人们又回头上演起熟悉的催婚催生的戏码，在别人的人生里“指点江山”。妈妈把所有我对她的不服从都归结为我与她“八字不合”。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
在无数次的斗智斗勇中，我逐渐理解了茜堂姐的“不沟通”策略——沟通不是万能的！
沟通无法跨越认知差异的鸿沟，不同的价值取向注定了矛盾和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