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幼年时期的叶向高随家人四处奔波，躲避倭寇的侵袭，生活极为艰苦，食物短缺，居无定所，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对叶向高而言既是磨难也是考验，锻造了他的坚韧性格和生存智慧。尽管遭遇重重困难，叶向高却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家人的庇护，一次次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这无疑为他日后在政治生涯中的坚持与奋斗奠定了基础。
转折点出现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这一年，着名的抗倭将领戚继光率领部队成功攻破了牛田倭巢，有效地平定了福建沿海地区的倭患。随着倭患的平定，叶向高一家终于能够返回故土，重建家园，这也意味着叶向高可以开始接受较为稳定的教育，为将来步入仕途打下坚实的基础。
万历十一年（1583年），叶向高通过科举考试，一举高中进士，这标志着他正式迈入了明朝的官僚体系。中进士后，他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是明代文官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职位，通常由新科进士中的佼佼者担任，负责编纂史书和起草诏令，显示出叶向高在学术上的出色表现和官方对其能力的认可。
不久，叶向高又被提升为编修，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职务，负责校勘经史典籍，参与国史编纂工作，显示了他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学术研究能力。随后，他调任南京国子监司业，这个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副校长，负责管理南京国子监的日常运作和教学工作，表明叶向高在教育领域也有卓越的才能和贡献。
在担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期间，叶向高虽被调任为左中允，但依旧兼任司业的职责，这意味着他不仅需要处理政务，还要继续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双重角色的承担，体现了叶向高在多方面的能力与才干，同时也为他日后在政坛上的崛起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人脉。
二、陈弊矿税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朝朝廷正值多事之秋，矿税问题尤为突出。这一年，叶向高被征召任命为左庶子，负责充任皇长子的侍班官，这对他而言本是仕途上的一大进展。然而，面对当时盛行的矿税征收，叶向高深感忧虑，他毅然上疏朝廷，援引东汉西邸聚积钱财导致祸乱的历史事例，力陈矿税之弊，希望朝廷能够引以为戒，废止矿税，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皇帝的批复。
尽管如此，叶向高并未放弃。不久后，他因政绩突出被提拔为南京礼部右侍郎，随后又改任吏部右侍郎。在新的职位上，他再次陈述矿税给国家带来的深重危害，并特别请求罢免辽东税监高淮，言辞恳切，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然而，由于朝中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利益纠葛，叶向高的这些建议依然未能得到采纳。
与此同时，妖书案的兴起更是加剧了朝野的动荡。在这关键时刻，叶向高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忠贞不渝。他写信给内阁大学士沈一贯，极力规劝其冷静处理妖书案，避免扩大打击面，祸及无辜。然而，沈一贯对此并不领情，反而因此对叶向高心生不满，导致叶向高在南京任职的九年里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晋升。
三、唯一宰辅
叶向高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成员之一，这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当时，沈一贯已被罢免，朱赓独揽大权，明神宗决定增补阁臣，叶向高与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一同获此殊荣。然而，命运似乎有意考验叶向高，于慎行不久便去世，王锡爵坚决辞官，而朱赓也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离世，李廷机则因舆论压力长期避世，于是叶向高成了唯一在位的辅臣，肩负起内阁首辅的重任。
明神宗在位后期，怠政现象严重，他长期不上朝，导致国家大事积压，官僚体系运转不畅，许多重要职位空缺，任命官员的敕令也无法正常下达。叶向高面对如此局面，深感忧虑，他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应对朝政混乱的局面。他多次向神宗提出建议，希望皇帝能够更加勤政，但神宗虽然表面尊重叶向高，实际上对他的谏议采取的态度却是阳奉阴违，十条意见中往往只采纳二、三条。
太子讲学的中断是当时朝野关注的焦点问题，叶向高多次上书请求恢复太子的学业，但神宗始终不予理会。太子母王贵妃去世后，其丧礼的拖延更凸显了朝政的紊乱，叶向高几番争取才使得丧礼得以顺利进行。福王（即朱常洵，郑贵妃之子）的封国问题更是棘手，叶向高多次请求福王回封国，但神宗先是推迟日期，后又提出福王必须拥有四万顷庄田的苛刻条件，这不仅违背了祖制，也引发了朝臣的不安。
叶向高深知福王留京对太子地位的潜在威胁，因此他上疏力争，指出若福王不及时回封国，将有损皇室信誉，且会重蹈明世宗时景王未归封国的覆辙，当时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处境险恶。面对神宗的辩解，叶向高强调了太子与神宗之间情感沟通的重要性，呼吁神宗坚守诺言，确保福王按时归藩，以安民心。
四、善于决断
叶向高在处理重大事件时展现出的果断和智慧，尤其体现在王曰乾事件中。锦衣百户王曰乾，一名京城的奸猾之徒，与孔学、赵宗舜、赵思圣等人相互攻讦，事情尚未在刑官处定论，他就擅自闯入皇城，使用火炮引起轩然大波，并直接向皇帝递上奏疏。这起事件不仅令刑官震惊，甚至惊动了明神宗，王曰乾在奏疏中指控郑贵妃的内侍姜严山、孔学及王三诏等人使用巫术诅咒皇太后和皇太子，意图拥立福王。神宗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质问为何内阁首辅叶向高没有及时处理此事。
叶向高临危不乱，迅速上疏，分析了事件性质与处理策略。他指出，此事件与之前的妖书案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此次事件的当事人皆可查证，只需依法审讯即可查明真相。他建议神宗保持冷静，避免过度反应，以免引发朝野动荡。关于王曰乾的指控牵涉到贵妃和福王，叶向高认为这纯属恶意诽谤，主张将王曰乾的奏疏扣留，同时命令司法部门追查所有涉案奸人，尽快确定福王归藩的日期，以此来平息舆论，稳定局势。神宗听取了叶向高的建议，太子和福王得以避免进一步的宫廷纷争。
此外，叶向高在处理福王归藩的问题上也展现了其政治手腕。面对郑贵妃试图以庆祝太后七十大寿为由挽留福王，叶向高巧妙地提出提前为太后举行寿礼，同时坚持福王按原计划归藩，以平衡各方利益。他拒绝了神宗要求宣布挽留福王诏书的命令，指出此举将加剧外界的猜疑和恐慌，最终说服神宗收回成命，确保了福王顺利回到封国，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宫廷风波。
叶向高不仅在紧急情况下表现出色，他还多次上疏神宗，直指当时国家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包括人才匮乏、君臣隔阂、官员争斗、横征暴敛、道德沦丧等。他恳请神宗振作精神，任用贤臣，革新政治，否则国家危亡并非来自外敌，而是内部的腐败与混乱。尽管叶向高的言论真诚恳切，但神宗并未采纳其建议，甚至对叶向高的多次辞职请求也置之不理，仅以诏书勉励挽留。
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叶向高再次呼吁神宗，鉴于历代帝王在位超过四十年者寥寥无几，应借此机会大力推行新政，选拔人才。然而，神宗依然没有响应，叶向高每月请求辞职，神宗虽多次挽留，但对叶向高的核心诉求始终视而不见。叶向高担忧国家官僚体系的空洞化，各地灾荒频发，以及朝廷与民间的隔阂日益加深，他反复强调用人之道的重要性，警告神宗如继续闭门自守，恐将招致无法挽回的灾难。
五、辞官归乡
叶向高在晚年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即便是在病榻之上，他仍旧坚持履行内阁首辅的职责，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非常态的行政方式。在病重期间，叶向高不得不在家中草拟奏章和诏书，这一行为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然而，随着病情的加重，叶向高意识到在家中处理公务的做法并不符合朝廷的体制，他开始感到不安，于是提出了坚决的辞职请求，希望神宗能够同意他卸任，以便有新的阁臣接替他的位置，确保朝廷的正常运转。
尽管叶向高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神宗却并未立即批准他的辞职申请，反而派遣鸿胪官前往叶向高的住处，以示慰问并劝他继续留任。直到神宗万寿节时，叶向高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他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处理朝政。在这段时间，叶向高主持了癸丑年的会试，这本是一个常规的考试活动，但由于当时官员的奏章都堆积到了考场，这一情景反而成为了一桩罕见的奇闻，反映出当时朝政的混乱状态。
在叶向高的任期内，神宗考核选拔了大量科道官员，但任命通知却迟迟未下达，叶向高数十次上疏催促，最终经过两年的等待，任命才得以落实。然而，新官上任后，朝廷内部的攻击和争斗也随之增加，神宗对此颇为不满，开始扣留奏章，不再下发。面对这种情况，叶向高请求将这些奏章转交给相关部门，以确定官员的去留问题。他指出，缺乏足够的高级官员，特别是六卿中只剩赵焕一人在位，以及长达十年都御史的职位空缺，导致了监督机制的失效，这严重影响了朝廷的稳定和人心的安定。
叶向高屡次上疏请求增加内阁成员，前后共有一百多份奏章，神宗最终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任用了方从哲、吴道南两位阁臣。叶向高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上疏表示感谢，同时也再次提出了辞职请求，但神宗下诏对他进行了嘉奖，并拒绝了他的辞职。
到了同年二月，皇太后驾崩，三月，福王返回封国，叶向高认为这可能是自己辞官归乡的合适时机，于是他更加频繁地提出辞职请求，前后提交了十余份奏章。终于，在八月，神宗批准了叶向高的辞职。叶向高在内阁任职期间，由于政绩显着，被多次晋升，包括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等。在他离职之际，神宗下诏加封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赏赐白金百两、彩帛四件、表里大红坐蟒一件，并派遣使者护送他回乡，以彰显他对国家的贡献和皇帝对他的尊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