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器晚成
孙承宗，这位明末的杰出人物，其早年并非一帆风顺。出身于一个逐渐衰败的农民家庭，孙承宗的家族原本因先祖迁徙至高阳而扎根于此，尽管家境一度殷实，但父亲孙麒的慷慨性格和赈济行为导致家道中落。然而，正是这种环境下的成长，塑造了孙承宗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
孙承宗的童年并不平凡，他自幼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聪颖，六岁便能对联，显示出极高的天赋。在父亲的重视教育下，他跟随兄长孙敬宗进入学宫学习，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抗辽英雄的崇拜，如康保裔、李重贵、杨延昭等，这些人物的事迹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日后成为他编纂《高阳县志》时着重描绘的对象。
尽管早年学业优异，但孙承宗在科举之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他在十六岁时以第二名的成绩成为秀才，十七岁时更是在科试中夺魁，但此后十余年间，科举之途却似乎对他关闭了大门。直到万历十八年（1590年），孙承宗的人生迎来转折点，大理寺右丞姜璧邀请他前往京城担任其子的老师，这不仅为孙承宗提供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也扩大了他的社交圈，与当时的政治精英建立了联系。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孙承宗终于在选贡考试中脱颖而出，以第五名的成绩入选监生，成为国子监司业叶向高的学生，进一步深化了他对学术和政治的理解。翌年，他虽在顺天乡试中一举成名，但在随后的会试中却遭遇挫败。然而，人生的起伏并未让孙承宗气馁，反而激发了他更加坚定的决心。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孙承宗应兵备道房守士之邀，前往大同教授子弟，这次北上不仅使他亲身体验了边塞生活，还直接参与了平息兵变的过程，展现了他处理危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孙承宗利用此机会深入研究边防地理，与当地豪杰交流，了解北方民族的风俗与边疆防御的实际情况，为他日后在军事上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宦海沉浮
孙承宗的宦海生涯充满了起伏，他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通过会试，殿试高中榜眼，步入官场，初任翰林院编修。在任职期间，他敢于直言，曾借灾异劝谏明神宗，呼吁减免矿税和缓建工程，以减轻百姓负担。孙承宗的正直与刚毅，让他在官场中显得格格不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他选择暂时离开朝廷，告假回乡。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梃击案的发生，使得孙承宗的政治智慧得以展现。他建议大学士吴道南采取审慎态度处理此案，既维护了皇权的尊严，又避免了宫廷斗争的激化。然而，他的公正立场引起了与东林党对立的齐、楚、浙三党的不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京察中，他险遭贬谪，幸得翰林院掌院刘一燝的庇护。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孙承宗被委以重任，起草神宗遗诏，成功争取到发放内帑作为边防军饷，彰显了他在关键时刻的决策能力。然而，红丸案后，他与东林党人孙慎行产生分歧，后者认为孙承宗背叛了东林党，而方从哲也对孙承宗的态度不满，这使得孙承宗在朝中的处境更为复杂。
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晋升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成为熹宗的师傅之一。熹宗对其特别倚重，孙承宗也试图通过讲解经书结合现实问题，启迪皇帝，但其谏言往往得不到阁臣的有效响应。
正当孙承宗在宫中致力于皇帝的教育之时，后金的威胁日益严重。沈阳、辽阳的失陷，让朝野震惊，众臣纷纷奏请启用孙承宗以解燃眉之急。孙承宗的军事才能和果决英风受到广泛认可，但熹宗不愿失去这位师傅，多次拒绝了将孙承宗调往前线的提议。
三、首次督师
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的仕途迎来了转折点。在辽西广宁卫告急、王化贞弃城、熊廷弼败退的背景下，明熹宗在众臣的推荐下，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国政。孙承宗上任伊始，即展现出其治军理念，主张严明军纪、选拔贤能，并着手弹劾了一批在辽东和西南战事中表现不佳的官员。
不久，关于山海关外八里铺“重关”建设的争议浮现，孙承宗站在袁崇焕一边，反对这一计划，认为应积极主动防御而非固守一隅。六月，孙承宗亲赴山海关视察，面对王在晋与袁崇焕等人的分歧，他倾向于袁崇焕的主张，即救援辽西的十三山难民。在实地考察后，孙承宗对宁远的战略价值有了深刻认识，决定出关进一步勘察，尽管王化贞以安全为由反对，孙承宗毅然前行，确立了宁远作为防御后金的前沿支点。
同年八月，孙承宗在与熹宗面谈后，获得督师边关的授权，负责山海关及周边地区的军务。在前往边关之前，他上疏强调练兵选将的重要性，对王在晋的能力表示保留，而对袁崇焕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肯定了阎鸣泰的部分品质。孙承宗自请督师，得到了熹宗的批准，他以原官职督理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各处事务。
九月，孙承宗抵达山海关，面对惨淡的战场景象，他迅速组织起重建工作。他留用了江应诏，并任命袁崇焕负责营房修缮，鹿善继、王则古管理兵马钱粮，杜应芳、孙元化负责军器火药。孙承宗整顿军纪，罢免了失职将领，淘汰了大批无能军官，为军队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孙承宗多次出关巡视，最终在茅元仪的建议下，确定宁远为对抗后金的关键阵地。天启三年（1623年），宁远的重建工作正式启动，至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宁远城完成重建。同年九月，孙承宗再次东巡，至广宁一带，沿辽河下游行进，沿途震慑敌军。次年夏天，孙承宗派遣四车营东出宁远，分别在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等地驻军，加强了前线防御体系。
与此同时，孙承宗与登莱巡抚袁可立、总兵沈有容通信，意图恢复辽东半岛南部的四卫（金、复、盖、海），并利用后金内部的汉将刘兴祚作为卧底。此外，孙承宗试图利用驻守东江的总兵毛文龙牵制后金，尽管东江及登莱水师的作用主要是威慑和分散敌军力量，但他始终将重点放在山海关至宁远的防线上。
四、去职归乡
孙承宗在督师山海关期间，虽在对外防御上取得显着成效，却在朝堂内部遭受重重挑战。与阎鸣泰、张凤翼等人的政见不合，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而这些冲突往往被朝中党争所放大。特别是阎鸣泰与孙承宗在军事决策上的分歧，以及张凤翼主张保守的防御策略，都使得孙承宗在督师期间面临不少阻力。尽管如此，孙承宗的忠诚与才干得到了熹宗的信任与支持，多次化解了危机。
然而，随着齐、楚、浙等朋党的崛起，宦官魏忠贤开始掌握大权，孙承宗的处境日益艰难。他对宦官干预军政的坚决反对，以及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的直言批评，如劝谏熹宗解除魏忠贤的职位、停止内操等，使他成为了魏忠贤的眼中钉。孙承宗的强硬立场，加上他与东林党人的联系，使得魏忠贤及其党羽对他展开了攻击。
天启四年（1624年）夏，魏忠贤的同党开始策划驱逐孙承宗，甚至在孙承宗试图进京面圣时，魏忠贤通过其党羽魏广微的通风报信，成功阻止了孙承宗的入京。孙承宗的忠贞不屈，即便在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也未曾低头，他拒绝了那些劝他向魏忠贤示弱的声音，坚守自己的原则。
在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马世龙在柳河之役中的失败，成为了孙承宗去职的导火索。马世龙的无能与骄纵被朝中言官大肆抨击，孙承宗作为其上级，也因此受到连带责任。面对朝野的压力，孙承宗屡次上疏请求辞职，终于在同年十月十五日获得了熹宗的批准，由高第接替了他的位置。
尽管孙承宗离职，熹宗仍对其恩宠有加，赐予了诸多荣誉与物质奖励。然而，孙承宗的去职并未结束他的政治风暴。魏忠贤继续对孙承宗施压，甚至强迫他参与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活动，孙承宗坚决拒绝，这导致了魏忠贤的愤怒，使得孙承宗的晚年生活陷入孤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