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镇守金厦
1661年，郑成功挥师东进，成功收复台湾，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与民族气节。同时，他命长子郑经镇守思明州（厦门），意在巩固沿海防线，确保后方稳定。
年仅十九岁的郑经，在承担重任的同时，个人生活却陷入了不伦之恋的漩涡。他与四弟乳母陈氏私通，并育有一子郑克臧。此事在家族内部及台湾士绅间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大不敬与大不伦。郑成功得知后，虽因添孙而短暂喜悦，但随即被强烈的道德感所驱使，决定严惩陈氏以正家风。
然而，郑经出于保护爱人与孩子的本能，秘密藏匿了陈氏，这一举动进一步激化了家族矛盾。同年，南明重臣唐显悦致信郑成功，严厉批评其 家 事 不睦，质疑其治国能力。郑成功怒不可遏，下令处死包括妻子董氏、长子郑经及幼孙郑克臧在内的多名家族成员，以正视听。
关键时刻，郑成功麾下将领如郑泰、洪旭等深感此举不妥，认为家族内部的纷争不应以如此极端的方式解决，更不应牺牲无辜的家人。他们提议仅处决陈氏及其子，以平息风波。但郑成功坚持己见，导致内部出现严重分歧，诸将甚至联合抗命。
就在这一连串的动荡与冲突中，郑成功又接连遭受打击：父亲郑芝龙在北京被清廷处决，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缅甸遇害的消息也相继传来。这些沉重的打击让郑成功身心俱疲，最终于康熙元年五月初一日病逝，享年三十九岁。
二、东征靖难
在郑成功逝世的康熙元年，台湾政局骤变，郑氏家族的权力斗争与外部威胁交织在一起。郑袭被举为代理国事，但黄昭、萧拱宸等人因郑经的私德问题转而支持郑袭，并意图对抗郑经。面对这一内部分裂与清军招抚的双重压力，郑经迅速在思明州继位，并组建以陈永华、周全斌、冯锡范为核心的领导团队，积极备战渡台。
郑经的策略之一是尝试通过外交手段缓和与清廷的紧张关系，他提出效仿朝鲜成为清朝的朝贡国，但这一提议被康熙帝明确拒绝，强调郑经及其部众乃中国之人，不可等同于外国。这一外交挫败促使郑经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他利用清军暂时停战的间隙，发动对台湾的突袭，成功击溃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郑经的内部清洗并未停止，次年正月返回思明后，他假意邀请曾支持郑袭的伯父郑泰赴宴，实则设伏将其杀害，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郑泰家族的叛逃与投降，无疑削弱了郑经的力量，也为清军提供了进攻的契机。
同年十月，清军联合投诚的郑氏部众及荷兰舰队，对金门、厦门发起猛烈攻势，郑经虽奋力抵抗，但终因实力悬殊而撤退至铜山。面对清军的再次招抚，郑经坚持原则，拒绝接受削发、登岸等屈辱条件，展现了其作为反清复明领袖的坚定立场与不屈精神。
三、经营台湾
郑经在1664年三月抵达台湾后，面对着诸多将领叛变的不利局面，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与洪旭等将领一同东渡台湾，决心在那里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到达台湾后，郑经沿袭了其父郑成功的政策，将军事力量分散到各个地区进行垦荒，实现了寓兵于农的战略布局。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台湾的粮食自给能力，也为军队提供了稳定的补给来源。
在行政管理方面，郑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行政体系。他设立了类似于明朝中央政府的六部制度，分别任命官员管理吏、户、礼、兵、刑、工等政务。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郑经对台湾治理的决心，也为台湾的长期稳定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例如，洪磊被委以吏部之职，杨英负责户部事务，而陈永华则因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被委以重任，成为郑经最倚重的大臣之一。
陈永华不仅擅长治理国家，还非常重视教育。在他的建议下，郑经修建了圣庙，并建立了学校，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台湾的文化水平。此外，郑经采纳了洪旭的建议，要求各镇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他还下令搜集木材，修造更多的战船，为未来的海上作战做好准备。
在对外贸易上，郑经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他允许英国和西班牙等国商人来台湾进行贸易，但坚决拒绝了西班牙在台湾设立传教点的要求。当西班牙提出这一请求时，郑经明确表示，如果西班牙人在吕宋（今菲律宾）骚扰前往那里的华人商人，将会受到严厉的报复。这一强硬的态度保护了台湾不受外国势力的干涉。
为了突破清朝的封锁，郑经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接受陈永华的建议，通过贿赂清朝将领的方式进行走私贸易。这一策略不仅保证了台湾的物资供应，也为郑军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支持。此外，郑经还利用台湾丰富的资源，如糖和盐，与日本进行贸易，从而获得了大量白银和其他战略物资。
通过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合作，郑经获得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支持。双方于1672年签订了通商条约，英国人为郑军提供火药和兵器，并帮助训练炮兵部队。这种合作关系极大地增强了郑军的军事实力，使之能够在之后的战斗中取得优势。
四、西攻福建
康熙十三年（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响应吴三桂的号召，发动了叛乱。作为交换条件，耿精忠同意提供战船给郑经，以换取郑经的军事支持。郑经接受了这个条件，并在安排好台湾的政务后，从台湾出发，抵达厦门。他的目标是要求耿精忠将漳州、泉州两地交给他掌控。然而，耿精忠在拥有整个福建省的情况下，认为郑经的兵力太弱，不愿意与之共享权力，拒绝了他的要求。这让郑经感到愤怒，他随即占领了海澄和同安，作为对耿精忠的回应。
耿精忠为了报复，决定切断与郑经的贸易往来。这一举措加剧了双方的对立。不久之后，泉州、漳州和潮州等地的官员纷纷倒戈，投靠郑经。耿精忠看到郑经的势力日渐壮大，开始寻求与郑经进行交涉，希望收回泉州，但郑经拒绝了他的要求。耿精忠随后派遣军队企图夺回泉州，但被郑经麾下的大将刘国轩在涂岭击退。接着，双方在漳浦地区发生了战斗。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耿精忠终于履行了最初的承诺，向郑经提供了五艘战船，并且以枫亭为界，北方归耿精忠，南方归郑经，双方这才停止了战斗。
虽然郑经之前两次成功地击退了广东的清军，但潮州府的部分辖县仍然拒绝服从。在与耿精忠达成和解之后，郑经计划南下征服潮州。他首先派遣刘国轩击败了尚之信的军队，然后亲自率军抵达海澄。此时，漳州守将黄芳度私下与清朝联络，郑经对此表示怀疑，要求黄芳度出城见面或者派遣军队协助进攻，但黄芳度拒绝服从命令。六月，黄芳度公开反抗郑经，郑经亲自率军包围了漳州。经过数月的围攻，郑军于十月初六（11月22日）攻破漳州城，迫使黄芳度投井自杀。为了报复黄梧之前破坏郑家祖坟的行为，郑经下令将黄梧和黄芳度的尸体车裂，并将黄芳度留在漳州的族人全部处决。
到了康熙十五年（1676年），广东的尚之信再次遭到郑军的击败，并被迫加入三藩反清阵营，将惠州割让给了郑经。此时，郑经已经控制了漳州、泉州、潮州和惠州四个首府，但周围都是盟友的地盘，没有更多清军领土可供夺取，这使得他很容易与盟友发生领土争端。五月，耿精忠计划与吴三桂联手进攻江南，要求汀州总兵刘应麟出兵相助。刘应麟不愿派兵，反而暗中联系郑经，导致汀州被郑军攻占。这一事件导致了郑、耿之间的同盟再次破裂。耿精忠发现自己处于郑军和清军的夹击之下，最终选择向清朝投降。
失去了耿精忠的支持后，郑经不得不直接面对清军主力的威胁。他先派遣三万人进攻福州，但在十月十五日（11月20日）于乌龙江遭遇清军的重创。之后，郑经控制的其他地区也相继失守，他被迫撤退回到厦门。
五、晚年
郑经在经历了一系列军事失败后，转而采取了防守的姿态，试图坚守厦门。为了稳定局势，他派遣将领防守福建、粤东、浙南沿海的岛屿，以期维持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等待刘国轩返回厦门的过程中，郑经任命他为大军统帅，准备反攻闽南地区。在此期间，清朝方面提出了和谈的条件。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朝的康亲王杰书向郑经许诺，如果郑军愿意撤离大陆沿海岛屿，退守台湾，清朝将承认台湾为藩属，并允许两岸通商贸易，彼此之间不再有嫌隙。
然而，郑经并未立即接受这一提议，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康熙十七年二月十八（1678年3月10日），郑经派遣刘国轩率军先攻下虎渡桥，切断了漳州与泉州之间的联系。经过大约三个月的围攻，郑军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六月初十）攻陷了海澄。但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郑军在漳州和泉州一带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况陷入僵局。
同年，清朝将领赖塔给郑经写信，再次提出了退守台湾的条件，表示清朝愿意让郑氏永远占据台湾，无需剃发、易衣冠，并可以像箕子之朝鲜、徐福之日本一样保持一定的自治权。然而，同年十二月，清朝恢复了迁界令，从福州到诏安的沿海地区都被设立为要塞，并且筑起了围墙作为边界，这严重影响了郑氏的商业活动，使其无法再通过贿赂清朝将领进行交易。
经过多年的征战，郑氏的财政状况已经十分紧张，军队也面临着补给短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郑经不得不放弃了东南沿海的所有据点。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清朝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率军进攻金门和厦门。郑经派遣右武卫林陛督师抵抗，并得到刘国轩部队的增援，但战斗并不顺利。郑经不得不率领诸将撤回台湾。他的母亲董夫人见到他后指责说：“七府连败，二岛亦丧，皆由汝无权略果断，不能任人，致左右窃权，各树其党。”郑经面对母亲的责备，无言以对。
到了康熙十九年秋天八月，清朝的贝子赖塔再次致书郑经，表示可以按照朝鲜的事例处理台湾问题，即郑氏不需要剃发、登岸，只需称臣入贡即可。郑经回复请求按照约定，同时要求保留海澄作为互市之地。然而，福建总督姚启圣并未同意这一请求，使得和谈再次陷入僵局。
最终，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3月17日，郑经在台湾去世。
结语
郑经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挑战，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不仅因为他是郑成功的儿子，更因为他本人对台湾乃至整个东亚海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晚年的一些决策导致了不利的结果，但郑经对台湾的贡献仍然值得我们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