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背景
熊赐履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初五日，出生在一个地方显赫的大户家庭——孝感熊氏。他的父亲熊祚延是明朝的一位生员，曾就读于连奇书院，并在那里讲学。熊祚延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还是一位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熊赐履的母亲李如柏也是一位不凡的女性，她博通经史，以孝顺闻名于乡里。
然而，幸福的家庭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明末农民起义的爆发打破了这一切平静。随着起义军的四处蔓延，熊祚延深知乡亲们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组织起团练，带领乡民们共同 守 御 家乡，以抵御流寇的侵扰。熊祚延的这种行为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就在熊赐履八岁那年的某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战斗打破了宁静的生活。流寇突然袭击了村庄，熊祚延勇敢地站在前线指挥防御。但不幸的是，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在这危急时刻，熊赐履的母亲李如柏为了保护年幼的儿子，抱着他躲进了密布的荆棘丛中。荆棘虽然刺痛了她的身体，但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紧紧地抱着儿子，直到危险过去。
这次经历对熊赐履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洗礼。他亲眼目睹了父亲为了保护家园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壮举，也感受到了母亲为了保护自己所承受的痛苦与坚韧。这些经历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心中，成为了他日后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动力。
失去了父亲的支撑，家庭陷入困境。母亲李如柏不得不开始织布来维持生计。尽管生活艰难，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对熊赐履的教育。在母亲的辛勤付出下，熊赐履得以继续学习，最终成为了一位学识渊博、德才兼备的人。
二、早年经历
熊赐履的早年经历充满了转折和机遇。顺治十五年（1658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并成功中榜成为进士，随后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职位。这个职位对于新科进士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荣誉，意味着他将有机会参与朝廷的重要事务。
顺治十六年（1659年），熊赐履通过了进一步的考核，被提升为翰林院检讨，这标志着他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检讨一职意味着他不仅要参与编纂史书，还要负责撰写诏书和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
康熙四年（1665年），熊赐履被调入内翰林弘文院担任侍读。这个职位让他有机会更加接近皇帝，为皇帝提供学术咨询，并参与到国家决策之中。这段时间，熊赐履不仅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也在学术上取得了显着成就。
康熙六年（1667年），熊赐履完成了他第一部重要的理学着作《闲道录》。这本书是他多年研习儒家经典和理学理论的结晶，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同年，熊赐履向康熙皇帝进呈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奏疏，这就是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万言疏》。
在这份奏书中，熊赐履尖锐批评了当时清朝的一些政策，特别是四大辅臣推行的各项措施。他呼吁少年皇帝加强儒家经典的学习，特别是程朱理学，认为这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熊赐履认为，只有通过弘扬儒家思想，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份奏疏显示了熊赐履深厚的学识和敢于直言的精神。这份奏书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关注，并对熊赐履的能力和胆识刮目相看。结果，康熙七年（1668年），熊赐履被授予秘书院侍读学士的职位，这标志着他在朝廷的地位再次得到了提升。
三、平步青云
熊赐履的政治生涯在康熙年间达到了高峰。康熙八年（1669年），随着康熙帝成功清除鳌拜集团，朝政权力逐渐集中于皇帝手中，这也为熊赐履的政治地位上升提供了契机。熊赐履凭借着深厚的学识、卓越的政治才能以及对儒家理学的坚持，很快在朝廷中崭露头角。
康熙九年（1670年），熊赐履被提升为国史院学士，这表明他在学术界和政界都获得了高度认可。不久之后，朝廷恢复了内阁制度，并另设翰林院，熊赐履被任命为翰林院掌院学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表明他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
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决定撤除云南、贵州等地的藩镇，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熊赐履对于这一决定持有保留意见，他担心此举可能会引发叛乱。不幸的是，他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三藩之乱”随之爆发。面对这一突发状况，熊赐履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处理危机的能力。他积极协助清廷平定叛乱，尤其是在代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份敕令宣布削除吴三桂的爵位，并号召云贵地区的居民各安其位，不因叛乱而受牵连。同时，它还承诺对于能够擒拿或斩杀吴三桂的人给予封赏，对于投降归顺的叛军将领也将予以宽大处理。这一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孤立了吴三桂的叛乱势力，同时也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对稳定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康熙十四年（1675年），由于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康熙帝对其十分信任和赏识，于是升任他为武英殿大学士。这一职位相当于宰相级别的高官，标志着熊赐履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
四、嚼签罢官
嚼签案是熊赐履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七月，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熊赐履的政治命运，也对他的人品和学问评价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根据《清圣祖实录》的记载，事件起因于熊赐履在处理陕西总督哈占关于获盗犯开复踈防等官的奏疏时出现失误。按照正常的程序，这份奏疏应当由熊赐履 票 拟处理意见，然后送交三法司核议具奏。然而，熊赐履在处理过程中出现了差错，将奏疏误票为“三法司核议具奏”。
在这一错误被发现后，熊赐履试图掩盖自己的过失。他私下将原本的草签嚼毁，并伪造了另一份草签，将责任推给了大学士杜立德。为了使伪造的草签看起来真实，他扯去了纸边，并用小字重新书写，企图以此来混淆视听，将过错转嫁给杜立德。
这一行为很快就被揭露出来。在康熙帝的要求下，吏部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并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熊赐履的行为构成了严重失职，并建议将其革职。最终，康熙帝采纳了吏部的意见，下达圣旨：“熊赐履着革职。”
这一事件对熊赐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导致了他的罢官，而且损害了他的声誉。在此之前，熊赐履一直以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着称，但在嚼签案发生后，人们对他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许多人认为这一事件暴露出熊赐履在面临困难时缺乏坦诚的态度，以及在权力面前不够正直的一面。
嚼签案的发生让熊赐履的政治生涯遭受了重大挫折。尽管后来他得以复出，但这一事件无疑给他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人们对他的评价。
五、潜心学术
熊赐履罢官后，正值“三藩之乱”尚未平息的动荡时期。失去官职后的熊赐履选择搬离京城，迁居到了江宁城北的莲花桥附近，后又搬到了溪西的清凉台居住。这一时期，熊赐履远离了官场的纷扰，过上了简朴的学者生活。在江宁的十多年间，他未曾离开清凉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
由于之前为官期间始终保持清廉，熊赐履家中并没有多少积蓄，因此在罢官后的生活十分拮据。面对经济上的困难，熊赐履并未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而是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理学的研究之中。这段时期，他完成了多部重要着作，其中包括《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
《学统》是一部系统总结和探讨儒家学说发展的着作，熊赐履在书中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历代儒者的学说进行了评述。这部作品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传承与发展的深刻认识。
《下学堂札记》则是熊赐履对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思考的记录，通过这些札记，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深刻反思。
《朴园迩语》是一部集理学思想与生活感悟于一体的着作，反映了熊赐履在学术与修身之间的平衡之道。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他深厚的学识，也体现了他作为学者的谦逊与平易近人。
六、复出病故
熊赐履在经历了嚼签案的打击后，一度退隐学术，专注于理学研究。然而，他的学识与才干并未被遗忘。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廷再次给予了熊赐履机会，任命他为礼部尚书，这标志着他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然而，不久之后，由于母亲去世，熊赐履按照传统礼俗返回江宁守丧，暂时离开了官场。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熊赐履再度被授予礼部尚书的职位，这显示出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与重视。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正式进入京师，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生涯。次年，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熊赐履被调任吏部尚书，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职位，表明他在朝廷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
随着时间的推移，熊赐履在官场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他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并担任《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的总裁官，这标志着他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双重成就。在这一时期，熊赐履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还在学术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到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熊赐履已经年届68岁，他以年事已高为由请求退休。康熙帝对熊赐履的贡献表示赞赏，并命令他以原官卸任，但仍可享受俸禄留在京师以备顾问，这意味着他虽不在官位，但仍能在关键时刻为皇帝提供意见。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熊赐履回到了江宁，开始了晚年的生活。这一时期，他可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指导后学。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八月，熊赐履因病去世，享年74岁。他逝世后，朝廷追赠他为“文端”，这是对他一生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的高度评价。
六、结语
熊赐履作为清初理学名臣，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更是在学术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思想和着作至今仍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通过对熊赐履生平及学术成就的回顾，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清代初期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变革，以及理学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演变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