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雍正帝的政敌、康熙帝第九子允禟被安排随从年羹尧出征，表面上是为了让军中有皇子坐镇，实际上是希望年羹尧能够监视允禟。然而，年羹尧在康熙朝与允禟有过交情，并未认真履行监视职责，也没有罗织允禟的罪名，这让雍正帝颇为不满。
年羹尧自身的一些行为也逐渐引发了雍正帝的不满。他爱慕虚名，喜欢自我标榜，并且喜欢接受奉承，不能拒绝贿赂，这导致他荐举官员时过于泛滥，甚至出现了因受贿而推荐的情况。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的形象，也逐渐加剧了他与雍正帝之间的嫌隙。
罗卜藏丹津之乱平息后，年羹尧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请求交出兵权，希望能调回京城。面对年羹尧的请求，雍正帝一方面表达了对年羹尧健康的关心，提供了药物和疗养方法，另一方面则希望年羹尧能够继续留在西北，以防外界对君臣关系产生猜疑。雍正帝认为年羹尧继续留任可以成为一个“千古奇榜样”，以此来展示君臣和睦。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进京请训，汇报西北的情况。这是他外放后第三次入朝觐见，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年羹尧此次进京，雍正帝给予了极高的重视，特意让礼部拟定仪注。礼部侍郎三泰所拟的仪注未能满足雍正帝的要求，结果被降级处理。
年羹尧进京时，沿途的铺面被要求关闭，陕西巡抚范时捷、直隶巡抚李维钧等地方官员跪地迎送。当他从广宁门（广安门）进入京城时，王公大臣们跪接于门外，年羹尧策马而过，毫不动容。即便王公们下马问候，他也只是微微点头回应。这种行为显示出年羹尧的傲慢与不羁，与当时的社会规范不符。
在京城期间，雍正帝对年羹尧进行了丰厚的赏赐，包括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以及金币等物品。此外，雍正帝还让年羹尧与总理事务王大臣及中枢近臣们一起面承上谕，下达圣旨。雍正帝称赞年羹尧记忆力好、表达能力强，且性格直率，不徇私情，有考察年羹尧是否适合担任中枢大臣的意图。
然而，年羹尧长期在外任职，对于京中复杂的官场规则和礼仪并不熟悉。他在京中的行为举止过于张扬，不仅让同僚反感，还引起了雍正帝的不满。年羹尧在与雍正帝会面时，甚至在御前“箕坐”，这种随意的姿态被认为是不尊重的表现。尽管如此，雍正帝依然给予了宽容。
更严重的是，年羹尧在京中招揽势力，四处插手政务，宣扬自己的权威和功绩。他的家仆魏之耀也仗势欺人，作威作福。有一次，年羹尧拜访怡亲王府后，对直隶巡抚李维钧评论王府内部布置简陋，显得矫情违意。这些言行透露出年羹尧对权势的渴望和对同僚的轻视。
雍正帝对年羹尧的行为虽有不满，但并未直接表达出来。在一次公开的上谕中，雍正帝谈到“为君难、为臣不易”，表面上是在谈论君臣之道，实际上是在暗中敲打年羹尧。然而，年羹尧并未从中领悟到雍正帝的警告，没有采取任何谢罪或请辞的举动。
十二月，年羹尧回到了西安。据说在这次进京期间，雍正帝的一位亲信（可能是禅僧文觉）曾建议扣留年羹尧，但雍正帝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局面，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尽管如此，雍正帝已经开始对年羹尧产生了戒心，并逐渐萌生了除掉他的念头。
五、获罪赐死
年羹尧离京时，雍正帝虽然赐予他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以表彰他在平定青海和其他少数民族叛乱中的功绩，但同时也对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提醒他“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这一警告意味着雍正帝已经开始对年羹尧的行为感到不满，并对其未来的作为提出了警告。
与此同时，雍正帝开始在与封疆重臣们的密折批示中表达对年羹尧的不满，并暗示相关大臣应及时表态，甚至揭发年羹尧的罪过与劣迹。这些大臣包括湖广总督杨宗仁、河道总督齐苏勒、直隶总督李维钧、安徽巡抚李成龙等。从雍正三年（1725年）初开始，雍正帝公开批评年羹尧，并通过几个具体事件进一步削弱他的威信。
首先是在金南瑛事件中，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劾了一位下属官员金南瑛，但雍正帝认为这是“妄参”，因为金南瑛曾是怡亲王保举的官员，而年羹尧被指为幕后主使，遭到点名批评，并被交由吏部议处。
紧接着，在三月，北京城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督抚大臣纷纷上表称贺。雍正帝特意查看了年羹尧的贺表，发现他将“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雍正帝认为这不是简单的疏忽，而是年羹尧故意为之，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不敬之意。
为了进一步孤立年羹尧，雍正帝开始拉拢那些曾与年羹尧关系密切的大臣，如史贻直、伊都立以及年羹尧的政敌四川巡抚蔡珽等人。尤其重要的是，雍正帝拉拢了年羹尧的主要部将岳钟琪，甚至谎称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是被年羹尧陷害的，从而挑拨年、岳二人之间的关系。
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雍正帝免去了年羹尧川陕总督兼抚远大将军的职务，调任他为杭州将军，而岳钟琪则接任川陕总督。年羹尧试图通过指使西安官民挽留自己，但雍正帝不为所动，并借机讽刺年羹尧，称是因为有“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的谶语，才命他前往杭州，验证是否属实。
在离陕之前，年羹尧与岳钟琪有几次私人对话，这些对话内容被岳钟琪一一上奏给雍正帝。年羹尧在这些对话中流露出对自己前途的担忧，岳钟琪则试图安抚他。然而，这些努力并未改变雍正帝的决心。
五月十七日，年羹尧离开西安，上了一道奏折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请求在仪征听旨。雍正帝并未批准，年羹尧只好前往杭州赴任。在此期间，内外官员对年羹尧的弹劾奏章如雪片般呈上，雍正帝多次要求年羹尧针对这些罪状作出回应，尽管年羹尧尽力为自己辩护，但已无法改变雍正帝的决心。
七月初二日，年羹尧抵达杭州接任，但他仍然保持着大将军的气势，随从众多。七月二十七日，雍正帝借口年羹尧的奏折中没有谢恩之语，罢免了他的杭州将军之职，贬为闲散章京，看守杭州东门庆春门。至此，年羹尧的权力和地位一落千丈，从一等公一路降至闲散章京，最终在九月二十二日被革去全部官爵。
随着年羹尧与雍正帝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朝中官员纷纷上书请求严惩年羹尧。内阁、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多次奏请雍正帝对年羹尧进行惩罚。面对这一压力，雍正帝并没有立即做出决定，而是命令内阁下旨询问各省将军、督抚、提督、总兵等官员的意见，要求他们公开具题，表达对年案的态度。
在时机成熟后，雍正帝于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初五日正式批准将年羹尧锁拿进京，交由三法司问罪。然而，在此之前，即九月二十八日，散秩大臣拉锡就已经奉雍正帝密令抵达杭州，逮捕年羹尧及其家属。
当晚，拉锡等人派去的差役来到年羹尧看守的庆春门，叫醒了已经入睡的年羹尧，并欺骗他说北京有使臣到普陀山进香，已经到达杭州满城内的将军衙门，让他去见见使臣。年羹尧随之前往将军衙门，却被要求跪下听旨，拉锡随即宣读了收押他的圣旨，并将年羹尧锁拿。随后，年羹尧的家产被连夜抄没，其妻妾子女及家奴等人也被逮捕。
在被捕过程中，年羹尧表现得十分镇定，多次强调自己的清白，并安慰自己的儿子们不要害怕。他还与看守官兵谈笑风生，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
十一月初五日，年羹尧及其家属被押解至京城，关入刑部大牢。十一月二十三日，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病逝。十二月十一日（1726年1月13日），即年贵妃去世后的半个月，议政王大臣、刑部上奏了年羹尧的九十二款大罪，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
其中，重罪包括与静一道人、邹鲁等人图谋不轨，私藏军用物品，伪造图谶妖言等。此外，还包括乱穿衣服、滥用龙纹、排斥异己、贪污腐败、非法经营等各种罪状。同日，雍正帝派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向年羹尧宣判死刑，称九十二款大罪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然而，雍正帝念及年羹尧平定青海的功绩，最终决定开恩赐其狱中自裁。
据说当时年羹尧迟迟不肯自尽，希望能再见雍正帝一面再死。面对这种情况，蔡珽厉声斥责，年羹尧才最终自尽。
除了年羹尧本人之外，他的父亲年遐龄和哥哥年希尧也被剥夺了官职，但免于治罪。年羹尧的儿子年富被斩首，其余年满十五岁的儿子均被发配到云贵、广西等地戍边。年羹尧的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被斩首，其亲属被罚为披甲奴隶。然而，在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考虑到年羹尧昔日平定青海的功绩，赦免了年羹尧的诸子，并将他们交由年遐龄管束。
结语
年羹尧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既是清朝初期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历史上着名的权臣之一。他的崛起和陨落不仅反映了清朝早期皇权与臣权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揭示了权力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危险。尽管年羹尧在军事上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后期的行为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性结局。年羹尧的故事警示后人，无论地位多么显赫，都不能忘记谦逊与忠诚，否则必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