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衣起家
高斌的仕途起步于内务府，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由内务府主事升任内务府员外郎兼佐领，这是他仕途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同年四月，他又进一步晋升为内务府郎中，这标志着他在宫廷内部的地位进一步稳固。高斌在内务府的工作表现优异，这为他后续的升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高斌被委派管理苏州织造，这意味着他从宫廷转向了地方管理岗位，负责监督丝绸生产等重要经济活动。苏州作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其织造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任命显示了皇帝对高斌能力的信任。
随后，雍正六年（1728年），高斌被任命为广东布政使，不久之后又调任浙江布政使。这两次调动表明，高斌在处理政务方面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布政使作为一省之财赋与民政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重大，涉及财政、教育、治安等多个领域。
雍正七年（1729年），高斌再度被调任至江苏布政使，这表明他的治理能力得到了进一步肯定。江苏是当时全国最为富庶的省份之一，高斌在此任职无疑是对其实力的考验。
到了雍正九年（1731年），高斌的职业生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年二月，他被调任河南布政使，九月即被任命为河东副总河。这次调整意味着他开始涉足更为专业的治水工作。同年十二月，他被临时委任为江南河道总督，开始全面负责长江下游地区的防洪和水利工程。
此后，高斌在治水领域的成就逐渐显现。雍正十二年（1734年），他主持修复了长达六万多丈的范公堤，这项工程对于保护沿岸地区免受洪水侵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八月，他还重新承担了两淮盐政的职责，并兼任江宁织造，显示了其在多个领域的综合管理能力。
雍正十三年（1735年），高斌再次被委以重任，正式出任江南河道总督，这一年四月他还重掌盐政事务。
二、致力治河
高斌在治河方面的贡献始于乾隆元年（1736年）。这一年，他上书请求河工抢修时，使用河兵挑运所需土方的百分之四十，而剩余的百分之六十则由民工完成。此外，他还提议将苇荡营采柴的任务统一归工厂运输，并且提出各州县涉及河工之外的各项开支应该统一归入河库道管理。这一系列措施旨在提高工作效率，合理分配资源，并加强财务管理。
面对河南永城、江南萧县等地连续几年遭受洪灾的情况，乾隆帝命高斌与两江总督赵弘恩、河南巡抚富德共同商讨解决办法。他们共同上奏，提出了关于黄河南岸砀山毛城铺、萧县王家山以及睢宁县峰山等地的治理方案。方案中提到，这些地方原有的 减 水 设施由于年久失修，导致洪涝频发。为此，他们建议疏通旧有的洪沟和巴河，并新开挖蒋沟河，同时修建新的坝体来控制水流方向，确保洪水可以通过新的渠道分流，减轻对永城、砀山等地的影响。
高斌还提出了关于淮扬运河的综合治理计划。他建议在天妃、正越两闸之下各建三座草坝，并在这些草坝下再建正石闸和越河石闸，以此来调节水流速度，防止洪泽湖水过多涌入运河，影响沿岸百姓生活。这一计划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并随即付诸实施。
面对御史夏之芳等人对毛城铺引河开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乾隆帝再次召集了包括高斌在内的多位官员进行讨论。高斌解释说，毛城铺的减水坝是康熙年间建立的，旨在帮助清理黄河泥沙，减少洪水灾害。他认为，现有的河道改造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反而有助于更好地管理和利用水资源。最终，乾隆帝支持了高斌的观点，并批评了反对者。
乾隆二年（1737年），高斌请求觐见，期间与赵弘恩一起就治河方案进行了深入讨论。乾隆帝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最终决定采纳高斌的意见，并命令重新打开新运口，以避免黄河倒灌的问题。
到了乾隆三年（1738年），淮扬运河的工程完工，高斌因此受到了表彰。然而，对于新运口的位置选择，社会上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乾隆四年（1739年），皇帝派遣大学士鄂尔泰前往现场勘查，鄂尔泰赞同高斌的意见，认为新运口的设计合理。同年，高斌再次入京，被命令与直隶总督孙嘉淦、总河顾琮一起检查直隶的河道情况。
乾隆六年（1741年），高斌继续关注河道治理，提出了多项改善措施，包括加固运河南岸的堤坝，以抵御黄河的冲击；调整江都瓜河的口门，以减少淮水的流入；以及建议将镇江南岸的埽工改为砖工，以提高防洪标准。这一系列建议均得到了批准，并得以实施。
三、任职直隶
高斌在乾隆时期的直隶总督任上，继续展现了他的治水才能和对水利建设的深刻理解。乾隆年间，他被调任直隶总督，并兼管总河事务，这意味着他需要同时关注直隶地区的行政管理和河道治理工作。
乾隆五年（1740年），高斌上奏，建议对永定河进行治理。他认为永定河的关键在于保持尾闾的畅通，并提出在三角淀旁边开辟引河，连接大清河老河头与郑家楼水口。为了防止河水向北或南侧溢出，他建议在北岸筑坡埝，在南岸则根据需要进行加固。此外，他还提议在河口处随时进行疏通，并在双营、胡林店、小惠家庄等地点增建三合土滚坝，以降低河水的压力。这些措施旨在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来减轻永定河下游的洪涝风险。
乾隆七年（1742年），淮扬地区遭遇水灾，高斌被委派与侍郎周学健及总督德沛等前往灾区进行赈济工作。救灾任务完成后，他回到直隶，并继续关注永定河的治理问题。这一次，他提出了一个更长远的计划，即在永定河上游，也就是桑乾河区域，利用两岸的地形开渠灌溉农田。特别是从山西大同到直隶西宁这一段，他认为如果在山口处采用巨石堆叠的方式建造玲珑水坝，将有助于减缓水流速度，从而减少下游地区的河患。
乾隆九年（1744年），高斌因病接受治疗，期间，乾隆帝派遣太医前去诊视，体现了对他的关心。同年，他反对直隶藁城知县高崶提出的在山东开矿的建议，这一观点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乾隆十年（1745年），高斌的官职进一步提升，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并担任吏部尚书，负责管理直隶的水利和河道工程。此外，他还被任命为议政处行走，并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年底，他成为了经筵讲官，并担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这标志着他在朝中的地位更加显赫。
乾隆十一年（1746年），御史杨开鼎弹劾南河河道总督白锺山隐瞒黄河决堤的消息，高斌与总督尹继善被委派调查此事。最终，白锺山因失职被罢官。在此期间，高斌还提出了关于淮河与黄河水量监测的标准，并强调了闸坝开闭的重要性。同年，淮河水位上涨，乾隆帝再次派高斌前往视察，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豁免了海州、沭阳、赣榆等地区的部分赋税和相关费用。
高斌认为黄水应当合并管理而非分散处理，清水则应当积蓄而不是排放，只有通过对湖泊和河流水势的精确测量，才能确定何时蓄水何时泄洪，从而避免泛滥成灾。这些见解展示了他对水利管理的深刻理解和前瞻性思考。
乾隆十二年（1747年），高斌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同年，他被派往江南与河道总督周学健共同监督防汛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直隶的水利项目顺利完成，得到了乾隆帝的嘉奖。
四、屡遭贬职
乾隆十三年（1748年），高斌的仕途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挫折。这一年三月，他与左都御史刘统勋一同前往山东查办赈灾事宜。紧接着，他又被派往浙江与总督顾琮一起审理浙闽总督喀尔吉善弹劾浙江巡抚常安贪污的案件。在这个过程中，高斌和其他审理人员对常安的行为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这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乾隆帝指责高斌态度含糊，最终部议决定革除高斌的职务，但皇帝出于对其过往贡献的考虑，允许他留任。
闰七月，高斌又被指派兼管江南河道总督的事务，因为原本负责此职的周学健得罪了朝廷。然而，在处理周学健家产的查抄过程中，高斌再次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最终被革去了大学士的头衔，但仍保留了河道总督的职务。
乾隆十五年（1750年），由于之前修建的十字河竹络坝在临黄、临运两地的效果不佳，高斌又一次面临革职的风险，但乾隆帝给予了他宽恕的机会。
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斌的命运似乎有所好转。这一年三月，乾隆帝南巡期间，仍旧赋予他以大学士的名义管理河道总督的事务。闰五月，他暂时接管了两江总督的职责。同年八月，面对盱阳县阳武漫工未及时合拢的情况，高斌主动请缨前往协助修筑。乾隆帝对此表示赞赏，并称赞他为急公任事的大臣典范。
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十七年（1752年），虽然高斌已经七十岁高龄，乾隆帝仍然对他寄予厚望，并赐诗一首以示表彰。然而，次年，即乾隆十八年（1753年），洪泽湖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导致邵伯运河的两个闸口被冲毁，高邮、宝应等县遭受水灾。在此背景下，学习河务的布政使富勒赫上奏指出南河公费存在亏空问题，乾隆帝派遣策楞和刘统勋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揭露了多名官员的贪腐行为，其中包括外河同知陈克济、海防同知王德宣以及通判周冕等人。乾隆帝对高斌未能及时制止这些违法行为感到极为不满，并因此将他与协办河务张师载一同撤职，但允许他们在工地上效力以赎罪。
同年九月，黄河在铜山张家路决口，水流南下注入灵、虹等县，最终汇入洪泽湖，导致淮河水位上升。乾隆帝对这一事件的发生表示不解，认为既然秋汛已过，为何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决堤？他命令高斌前往铜山，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堵口任务。在处理过程中，策楞上奏揭发同知李敦和守备张宾涉嫌贪污并延误工期，乾隆帝下令将二人斩首，并让高斌与张师载在场见证行刑，以此作为警示。然而，在行刑后，乾隆帝还是赦免了高斌与张师载，让他们继续留在工地效力。
五、死后哀荣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高斌在工地上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乾隆帝得知消息后，给予了他内大臣的头衔，并从内库拨款一千两白银用于办理丧事，以示对其一生贡献的肯定。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南巡期间，发布谕旨，高度评价了高斌在其担任河道总督期间所取得的成绩。乾隆帝特别提到了高斌在治理毛城铺时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如设立徐州水位标志，规定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才开启闸门，以控制黄河水量。然而，后来的人没有遵循他的方法，导致了黄河水量减弱，河床淤积等问题。此外，高斌还坚持每年冬季亲自率领下属填筑黄河两岸的支河，这些做法有效地减少了洪水带来的损失。尤其是在三滚坝泄洪方面，高斌坚持堵闭，使得下游的州县多年获得了丰收。尽管在后期因过于自信而导致了张家路和运河河闸决堤的失误，但总体而言，高斌的贡献不应被抹杀。
基于此，乾隆帝决定将高斌与历史上着名的治河专家靳辅、齐苏勒、嵇曾筠一同列入祭祀名单，以此激励后来的河务管理者。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高斌被追赠“文定”的谥号，彰显了他作为文臣的卓越贡献。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乾隆帝御制《怀旧诗》，将高斌列为五位杰出督臣之一，进一步肯定了他在治理河道方面的成就。
最终，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高斌被追认为贤良，并入祀贤良祠，成为后人缅怀的对象。
六、结语
高斌的一生，既是一位杰出治水专家的成长历程，也是一个时代变迁下的缩影。从默默无闻的内务府小吏，到治水功臣，再到政坛风云人物，最后以悲剧收场，高斌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遭遇挫折，只要坚持本心，依然能够获得世人永久的尊敬与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