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1862年）初，曾国藩被正式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协办大学士，这标志着他在清朝政坛上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曾国荃也被提拔为浙江按察使。2月中旬，左宗棠率军进入浙江；4月，李鸿章抵达上海并着手组建淮军，以加强该地区的防御力量。5月，曾国荃率部进驻雨花台，与彭玉麟指挥下的水师紧密配合，开始了对天京的全面围困。面对日益紧迫的局势，洪秀全不得不下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集结起约二十万大军试图打破湘军的封锁。尽管太平军发起了多次猛烈反攻，但未能改变战局，双方在长达四十多天的大规模战斗中互有胜负，但总体上湘军占据了优势。
时间来到同治三年（1864年），随着钟山战役的胜利，湘军成功完成了对天京的最后一道防线的突破，实现了对该城的完全合围。7月初，经过长期围困后，湘军终于攻破了天京城墙，宣告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终结。这场历时十四年的农民起义至此画上了句号。作为此次战役的最大功臣，曾国藩受到了清廷的高度赞扬，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并获赐双眼花翎，成为当时文官中极少数能够获得如此殊荣的人物之一。
六、追剿捻军
同治四年（1865年），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曾国藩并未得到太多喘息的机会，很快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捻军起义。这一年，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继续发挥影响力，编纂了《鸣原堂论文》并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同时还不忘资助贫困学生。然而，到了5月26日，曾国藩接到了北上山东剿灭捻军的任务。
抵达徐州后，曾国藩开始实施其精心策划的战略方案，包括设置重镇防御体系、沿河圈围封锁、清野查圩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以及利用骑兵部队进行追踪打击。这一系列措施旨在针对捻军流动性强的特点，通过限制其活动范围来逐步削弱其实力。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他还沿途招募新兵，并着手调整长江水师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
进入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指挥周家口一带的剿捻行动。面对捻军灵活多变的战术，曾国藩采取了更为严密的防御策略。他试图通过构建“沙河百里防线”来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捻军的渗透。
七、主办洋务
曾国藩不仅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他还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他就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并为国家带来长远的利益。这一思想体现了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敏锐洞察以及对现代化建设的前瞻性思考。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尝试引进西方技术来生产武器装备的机构之一。该所成立后不久，他就委托徐寿、华蘅芳等科学家着手试制轮船。经过不懈努力，这批技术人员终于克服了重重技术难题，在1865年成功建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蒸汽动力船只——“黄鹄号”。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出了自主发展现代舰船工业的步伐。
随着太平天国起义逐渐平息，曾国藩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治六年（1867年）3月，他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立了专门负责船舶制造的部门，并计划创办译书馆，以便更好地吸收西方科技知识。这些举措充分展示了曾国藩希望通过加强海军建设来抵御外来侵略的决心。然而，由于初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资金短缺和技术瓶颈等问题，导致造船项目进展缓慢。尽管如此，在曾国藩及其团队的努力下，江南制造局最终还是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一家军工企业。
同年5月，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并提高生产能力，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决定将江南制造总局从虹口迁至高昌庙地区。新址占地更广，设施更加完善，为后续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曾国藩还被补授为体仁阁大学士，彰显了其在朝中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
进入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继续致力于推进各项改革措施。4月份，他被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底，亲自前往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的工作情况；8月份，则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一职。在这段时间里，江南造船厂也取得了重要进展，9月份时，由该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顺利抵达江宁（今南京）。曾国藩特意登船进行了试航，并为其命名为“恬吉”，寓意着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到了年底，曾国藩返回北京述职，期间拜见了慈禧太后及同治皇帝。
八、直隶政事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一职务使他成为了清朝北方地区最重要的地方官员之一。然而，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夏天，天津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教案，这成为曾国藩任内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天津教案起因于当地民众对外国传教士及教堂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关于外国人拐卖儿童、挖眼剖心等谣言四起，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和愤怒。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数十名外国人在这次事件中丧生。消息迅速传开后，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曾国藩在接到朝廷催促处理此案的上谕后，迅速从保定赶往天津，并立即着手调查真相。为了尽快平息事态，减少对立面，曾国藩决定先解决与俄、英、美三国之间的纠纷，而不将法国问题一并处理。对于法国领事、神甫以及教堂被攻击的原因，曾国藩采取了审慎的态度，通过仔细审讯涉案人员并亲自走访调查，他对关键证人武兰珍的供词提出了三点质疑：首先，武氏的供述前后不一致；其次，关于教堂内有大量儿童被拐的说法缺乏确凿证据；最后，经过询问数百名当地百姓，所谓的“挖眼剖心”之事纯属无稽之谈。
基于这些调查结果，曾国藩认定有关“挖眼剖心”的指控完全是谣言，并据此作出了结案决定。尽管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曾国藩始终采取了一种相对温和且妥协的态度，但他也展现出了坚定的原则立场。当外国方面要求处决天津府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以及将军陈国端三人时，曾国藩坚决反对这种过分的要求，并顶住压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最终，通过艰苦努力，双方达成协议，改为流放天津县、府官员，并赔偿46万两白银给受害方，同时派遣崇厚率领代表团前往法国道歉。
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并未得到朝廷内部及广大民众的认可。许多人认为曾国藩过于软弱，未能维护国家尊严。省馆所书写的楹联甚至遭到破坏，以示对其不满。面对舆论的压力和个人健康状况的恶化，曾国藩感到非常沮丧。在此情况下，他请求李鸿章接手后续事宜。同年九月，随着案件正式结束，曾国藩因处理不当而受到指责，随后被调离直隶总督职位，重新担任两江总督。
九、回任两江
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南京被平民张汶祥刺杀，这一事件震惊了朝野。面对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朝廷急需一位经验丰富且威望高的官员来处理此事。于是，曾国藩再次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并被派往南京审理此案。此时的曾国藩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依然以其深厚的政治理解和卓越的行政能力承担起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抵达南京后，曾国藩迅速展开了对马新贻遇刺案的调查工作。他不仅详细审讯了犯罪嫌疑人张汶祥，还广泛收集证据，试图还原案件真相。经过一系列严谨细致的调查，最终认定张汶祥因个人恩怨而行凶，并非有组织的政治阴谋。尽管这起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由于曾国藩处理得当，避免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
进入同治十年（1871年），随着马新贻案告一段落，曾国藩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推动教育与科技发展上。8月19日，他联合李鸿章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关于选派优秀子弟出国留学的奏折——《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这份文件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前瞻性的建议：通过派遣年轻学子前往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期培养一批能够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人才。为了确保计划顺利实施，曾国藩提议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并推荐陈兰彬、容闳分别担任正副委员常驻美国负责管理留学生事务；同时，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刘翰清负责选拔及安排学生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同年九月，曾国藩亲自视察了水陆各营防务情况，并对部队训练进行了指导。十一月，他到达上海，进一步落实留学项目的具体细节。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再次领衔上奏，敦促朝廷尽快批准派遣留学生的提案。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这个旨在促进国家长远发展的教育改革措施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就在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之时，曾国藩的身体状况却出现了严重恶化。从那以后，他时常感到脚部麻木，并伴有言语障碍的症状。这些健康问题给他的日常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不幸的是，在同年二月初四日（即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南京西花圃散步时突然发病，随后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回到书房，不久便溘然长逝，享年61岁。
曾国藩去世的消息传来，整个南京城沉浸在悲痛之中，无数百姓自发地走上街头表达哀悼之情。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教育先驱，人们纷纷绘制其肖像进行祭拜。朝廷方面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宣布全国停止办公三天以示哀悼，并追赠曾国藩为太傅，赐予“文正”谥号。此外，还在京师昭忠祠和贤良祠中供奉其灵位，并命令各省建立专门的祠堂以永久缅怀其功绩。
同年6月25日，曾国藩的灵柩被运送回故乡长沙。7月19日，安葬于长沙南门外金盆岭。两年后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12月13日，根据家属意愿，遗体被改葬至善化县（今长沙市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一处。直至今日，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伏龙山的曾国藩墓仍然是人们瞻仰这位晚清名臣的重要场所之一。
结语
综上所述，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无论是在军事斗争、政治变革还是文化建设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在其职业生涯中也存在争议之处，但他所展现出的那种勇于担当、不断进取的精神品质，至今仍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