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尽管曾国荃被正式任命为浙江巡抚，但他依然留在前线继续围攻天京。同年夏季，湘军成功攻占了九袱洲，切断了天京与下游地区的联系及粮食供应线，使得这座城市陷入了更加孤立无援的状态。在此期间，曾国荃采取了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式，试图加速太平天国政权的崩溃。不过，与此同时，他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包括军队中爆发的瘟疫以及严重的粮饷短缺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一系列内部冲突，甚至出现了士兵抢掠的行为。面对这些困境，曾国荃感到非常焦虑，但仍坚持不懈地推动着战事向前发展。
随着局势的发展，太平天国明显处于劣势，天京已成为一座孤城，难以扭转败局。曾国荃极力排斥其他军队介入，先后拒绝了李鸿章部和白齐文领导的“常胜军”的支援，决心独自完成攻城任务。最终，在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和五月，曾国荃指挥下的湘军相继占领了钟山上的“天堡城”和“地堡城”，占据了有利地形。随后，他们在龙脖子山上布置了大量的火炮，日夜不停地轰击城内目标。同时，还在城墙下挖掘地道，准备使用炸药进行爆破。
经过精心准备，六月十六日（7月19日）中午时分，随着一声巨响，太平门附近的城墙被炸开一个二十多丈宽的大缺口，湘军随即冲入城内，标志着天京的陷落。在占领城市后，曾国荃并没有立即控制住局面，反而允许手下士兵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活动，大量财富被私吞，许多重要人物如洪仁达、李秀成等也被俘虏。据记载，这场洗劫持续了数日之久，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
尽管曾国荃在这次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一等威毅伯并赏赐双眼花翎，但他并未因此得到朝廷的完全信任和支持。相反，由于他在处理战后事宜上的一些不当行为，特别是关于太平天国财宝去向的问题，遭到了官绅阶层乃至清廷本身的质疑。此外，他还因为谎报洪秀全之子已死而引发争议，实际上正是由于他的疏忽才让对方得以逃脱。鉴于此，曾国藩出于保护弟弟的目的，建议他暂时退隐养病，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对于被迫离开权力中心的结果，曾国荃内心充满了不满和愤怒，并在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给曾国藩带来了不小的尴尬。为了安抚弟弟的心情，曾国藩不仅安排了能言善辩的赵烈文前去劝慰，还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之际亲自撰写十二首七绝诗为其庆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缓解他的负面情绪。
六、屡退复起
曾国荃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由于其“功高多谤”，即因功勋卓着而招致了许多非议，特别是关于他在天京陷落后处理财宝问题上的争议。因此，他选择以健康为由请求开缺回籍，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并未就此结束。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朝廷再次启用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但他推辞未就。到了次年的正月，他又被调任湖北巡抚，并于三月抵达武昌开始履职。
在湖北期间，曾国荃的任务是协助镇压捻军的活动。捻军是由北方农民组成的反清武装力量，与太平天国运动有着一定的联系。尽管曾国荃组织了所谓的“新湘军”来对付捻军，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多次战斗中败多胜少。特别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春，彭毓橘所率领的部队在蕲水遭遇惨败，导致“新湘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次失败后，曾国荃再次以身体不适为理由退职，随后几年里鲜有公开活动。
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国荃才重新受到朝廷重视，奉旨进京觐见。恰逢此时，同治帝驾崩，光绪帝即位。在新的朝局下，曾国荃得到了重新起用的机会。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十五日，在召见奏对后，他被任命为陕西巡抚，不久后又改任河东河道总督，负责治理黄河泛滥的问题。在他的努力下，黄河流域的水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九日，曾国荃接替因病辞职的鲍源深出任山西巡抚。尽管他起初也因健康原因请求辞去职务，但在次年还是正式上任。这一时期正值华北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史称“丁戌奇荒”。面对这场波及数省的大饥荒，曾国荃积极组织赈济工作。除了利用中央政府提供的资源外，他还向其他省份借贷，并号召社会各界捐款支援救灾。通过这些措施，共筹集到一千三百万两白银和二百多万石粮食，挽救了大约六百万人的生命。灾后，他还采取了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的政策，如减少徭役、节省开支等，使得山西成为当时各省赈灾工作的典范。民众对他感激不尽，甚至为他立生祠以示敬意。
在外交方面，曾国荃也有一定的贡献。例如，在光绪四年（1878年），他提议严格禁止山西境内种植罂粟，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即将相关土地充公。此外，在中俄关于新疆问题的谈判过程中，他还秘密上书提出了加强边防的战略建议，显示出他对国家安全的关注。
光绪六年（1880年），由于旧疾复发，曾国荃再次请辞并获得批准休养。不过，很快他就又被召回京城，并在同年六月被派往山海关督办防务，应对日益紧张的中俄关系。尽管身体状况不佳，曾国荃依然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任务，并受到了朝廷的高度赞扬。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一日，曾国荃被补授陕甘总督兼兵部尚书衔，但由于健康问题未能立即赴任。此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当时正值中法之间因越南问题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身处前线的曾国荃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主张避免直接冲突，保持和平状态。他认为广东军队不应主动出击，而是要隐秘地展示军事准备的姿态。
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曾国荃卸任两广总督，并前往北京觐见。慈禧太后特别询问了有关法国和越南局势的情况。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获得了“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殊待遇，显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曾国荃先是署理礼部尚书，随后不久便被调任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同年夏天，随着中法战争爆发，他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前往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进行谈判。然而，在谈判过程中，曾国荃的表现被认为不够强硬且缺乏技巧，他自己也承认不擅长这种外交交涉。最终，在李鸿章的建议下，他擅自答应给予法国五十万两白银作为“抚恤金”，但这个数额远远低于法国方面的期望，被视为“笑柄”。此事不仅没有解决争端，反而让曾国荃受到了朝廷的严厉批评，整个谈判以失败告终。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军队开始侵扰中国沿海地区，朝廷内部对于是和是战争论不休。在这个关键时刻，曾国荃被委以重任，负责整治长江及海上防务。面对复杂的局势，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利用上海作为国际商贸中心的地位，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缓和紧张局势，避免直接与法军发生冲突。同时，他也加强了军事部署，确保一旦战争爆发能够迅速应对。
在这一时期，朝廷派遣文臣前往沿海各省协助处理军务，这导致了一些省份的地方官员难以完全掌控兵权。对此，曾国荃向朝廷进言，强调权力不能分散，必须集中指挥才能有效应对危机。由于他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朝廷对他格外倚重，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随后，朝廷命令曾国荃派遣兵舰支援台湾，以抵御可能的法军入侵。虽然曾国荃承诺派出五艘兵舰，但实际上只派出了三艘。这种做法引起了朝廷的不满，最终他因此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然而，即使如此，派出的兵舰也未能抵达台湾，其中两艘甚至返回到了浙江海域，并参与了镇海战役，取得了显着战功。随着中法两国迅速达成和平协议，这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
光绪十一年（1885年），朝廷进行了京察（即对官员进行考核），鉴于曾国荃过去的功勋，仅对其进行了轻微的处分——开复处分，这意味着他的职务得以恢复，但之前的处罚记录仍然存在。此后，曾国荃继续担任要职，并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成功平定了合肥西乡刘文弼领导的一次起义，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
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宣布归政于光绪帝，为了表彰曾国荃多年的贡献，特授予他太子太保的头衔。这个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其家族忠诚服务的一种肯定。
在治理两江地区的六年时间里，曾国荃展现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据《清史稿》记载，他善于把握大局，不过分纠结于琐碎事务，使得该地区军民关系和谐稳定。在他的领导下，两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和发展。这种治绩不仅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也为他在朝中的地位增添了更多的稳固性。
结语
综上所述，曾国荃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在巩固清朝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因为自身的一些不当行为而备受批评。无论如何，曾国荃的故事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人物时，应当全面考虑其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努力做到客观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