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李鸿章出生于1823年2月15日，出生在一个世代以耕读为生的家庭。李家原本姓许，后因过继关系改为李姓。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从此李家开始在科举之路上崭露头角，逐渐成为庐州府的望族。
李鸿章自幼便表现出对学问的兴趣，六岁时便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勤奋好学，很快便展示出了过人的才华。1840年，李鸿章考中秀才，这是他走向科举之路的第一步。三年后，即1843年，他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这意味着他的学业成绩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为了更好地准备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李鸿章遵照父亲的指示，前往北京备考。这次北上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不仅是为了参加考试，更是为了拓宽视野，结识更多有识之士。1844年，李鸿章参加了顺天府恩科乡试，成功考中举人，并在同年与周氏完婚。
然而，1845年，李鸿章首次参加会试却未能如愿，这对他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反而以“年家子”的身份拜入了当时着名学者曾国藩的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这段经历不仅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让他与曾国藩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847年，李鸿章终于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突破，中进士并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职位。这标志着他在仕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850年，通过朝廷的引见考核后，他被改授为翰林院编修
二、湘军幕僚
李鸿章的早期军事生涯始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自1850年起，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向东扩展，对清朝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1853年，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了巡抚蒋文庆。李鸿章在此期间展现了他的智谋，他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撰写奏章。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诏令吕贤基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对李鸿章说：“你让我陷入困境，我也让你陪我一起回去。”于是，李鸿章随同吕贤基回到家乡，参与组织团练。
1853年五月，李鸿章带领士兵守卫和州裕溪口，这是他首次与太平军正面交锋。次年，他的父亲李文安也在王茂荫的推荐下，回到家乡办理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队伍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在这段时间里，李鸿章跟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和必禄·福济等清廷官员，在安徽中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尽管他以书生的身份带兵，但很快就意识到，真正的将领不应只看重一时的胜负，而是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1855年，因攻克安徽含山县的功绩，李鸿章被赐予知府衔。同年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他奉旨被记名以道府使用。1856年，随着巢县、和州等地的收复，李鸿章又获得了按察使衔的奖励。然而，功高盖主，李鸿章也因此遭到不少嫉妒与诽谤，几乎难以立足于乡里。1857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暂时结束了他长达五年的团练生涯。
1858年，太平军再次攻陷庐州，李鸿章携家眷逃离，辗转到达南昌，暂住在他哥哥李翰章家中。这一年，他深感仕途坎坷，感叹“昨日梦封侯，今日已非”。同年十二月（1859年1月），在哥哥李翰章的介绍下，李鸿章加入了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幕府，协助处理军务。当时湘军刚刚经历了三河之战的惨败，急需人才重整旗鼓。曾国藩对李鸿章特别重视，悉心指导他处理政务和军务。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发生了显着变化。曾国藩性格温和，而李鸿章则更加果敢决断。两人在处理事务时常常互补，曾国藩常常犹豫不决，但在李鸿章的几句话下便能做出决定。
1860年秋，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因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的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形险要，不适合驻军；而对于李元度的弹劾，李鸿章认为曾国藩的做法欠妥。李鸿章拒绝起草弹劾文书，并与幕僚一同争论，最终愤而离开曾国藩的营地。经过友人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多次邀请，李鸿章于1861年六月七日重新回到湘军大营。自此之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阵营中地位更加稳固，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核心力量之一。
三、组建淮军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打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失去了长江下游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随着太平军向苏杭推进，江南地区的豪绅地主纷纷涌向上海避难。为了保护这座重要的通商口岸，当地的士绅买办一方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靠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派遣代表如钱鼎铭等人前往安庆，请求曾国藩派遣援军。
曾国藩最初考虑派曾国荃或陈士杰出兵支援，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随后，他转向李鸿章寻求帮助。李鸿章欣然接受任务，开始着手组建淮军。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天，李鸿章奉命返回安徽招募淮勇。凭借之前在庐州组织团练的经验和在当地的人脉资源，李鸿章迅速得到了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的支持。这些人大多是皖籍地主武装的头领，与李鸿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淮军的组建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后，淮军最早的四个营——“树”、“铭”、“鼎”、“庆”营陆续集结于安庆进行训练。这四个营分别由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和吴长庆领导。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自己的弟弟李鹤章返回合肥招募旧部，包括内亲李胜、张绍棠，昔日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人。
曾国藩对这支新军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并为淮军订立了详细的营制和营规。为了增强淮军的实力，曾国藩从湘军系统中调拨了部分部队，其中包括“春”字营（张遇春）、“济”字营（李济元），太平军降将程学启率领的“开”字两营，以及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此外，还有“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以及曾国藩赠送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
通过这些增援，淮军初步形成了14个营的规模，每个营配备正勇505人，长夫180人，总计685人。曾国藩亲自检阅了已经集结在安庆的淮军各营，并宣布淮军建立。随后，上海的士绅筹集了18万两白银，租用了7艘英国商船，将淮军分批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需要留在池州，所以实际运抵上海的淮军共有13营，约9000人。
1862年三月十日，李鸿章随首批淮军抵达上海。不久之后，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并一度暂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受任之时，上海正处于极为严峻的局势之中。太平军正在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上海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样的局面，李鸿章牢记曾国藩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在上海，由当地士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主要依靠外国雇佣军来抵御太平军，对淮军并不抱有很大希望。面对外界的轻视，李鸿章激励将士们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淮军果然不负众望，在当年下半年连续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激烈的战斗。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最终成功守住了上海，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尊重和认可。
淮军抵达上海后，李鸿章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淮军到沪未满一年，便全面改革了原有的湘军制度，转而模仿西方军队的编制和训练方法，装备了先进的洋枪洋炮。李鸿章还聘请了外国教练来训练士兵，这些改革极大地提升了淮军的战斗力。
为了确保淮军能够与外国雇佣军协同作战，李鸿章与英国舰队司令何伯以及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了会商攻打太平军的协议。根据协议，李鸿章派出6000人的淮军与外军共同作战，其中3000人进驻南桥，另外3000人则由英国军官进行严格训练。协议还规定，作战中夺取的军需物资应归淮军所有，双方在军事调动时必须互相通知，并共享军事情报。
1863年春天，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签订了《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明确了常胜军及其统带官由李鸿章指挥。在常胜军经过整顿后，李鸿章与新的常胜军统领查理·乔治·戈登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戈登很快成为了李鸿章的朋友和支持者。
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着手从多个方面巩固自己的地位。首先是在人事安排上，他罢免了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如杨坊等，转而起用了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如郭嵩焘、丁日昌等。同时，李鸿章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的淮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主要标准选拔幕僚。
在军制改革方面，李鸿章深刻认识到西洋军械在实战中的巨大优势，因此决定“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淮军不仅装备了洋枪洋炮，还引入了西方的军事训练体系，这使得淮军在短时间内战斗力大幅提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淮军迅速扩充至50个营头，约2万人，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筹措方面，李鸿章实施了“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即通过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开支，而通过厘金（商业税）来支持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增设，确保了军饷来源。不过，这种“征粮收税”“捐厘助饷”的做法，虽然解决了军费问题，但也导致了“怨黩繁兴”“民穷财尽”的社会问题。
在对外关系处理上，李鸿章展示了出色的外交手腕。例如，苏州杀降事件引发戈登常胜军闹事时，李鸿章利用英国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作为说客，巧妙平息了事态，并最终解散了常胜军。
四、平定天国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随着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的投降，李鸿章抓住机会率领淮军发起了收复苏州、常州的战役。在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后，淮军最终攻克了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定了三路进军的计划：中路由程学启统率，从昆山直驱苏州；北路由李鹤章、郭松林、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进攻吴江和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苏州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李鸿章兼任五口通商大臣，并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学学馆，开启了他创办洋务的序幕。同年七月，程学启部逼近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从天京前来救援，与北路淮军在无锡大桥角展开激战，太平军失利。此时，苏州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人开始动摇，并与程学启部秘密接触，商讨献城事宜。
同年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人杀害了守城主将谭绍光，打开城门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反而要求获得官衔及编制。李鸿章采纳了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降将郜永宽等八人，并遣散了其余部队。程学启入城后还搜杀了两千余名顽固分子。尽管此举引起了戈登的不满，但李鸿章认为这是消除内部隐患的必要之举，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尽杀云官等八伪王及其党数百人，此事虽太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得知后，在日记中称赞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苏州城破后，李鸿章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获准穿黄马褂。与此同时，北路的李鹤章、郭松林、刘铭传攻克了无锡和金匮，程学启与道员吴毓芬等攻克了浙江嘉兴。淮军一路推进至常州城下，李鸿章亲自督军攻打常州，于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破城，捕杀了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和佐王黄和锦。至此，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赐李鸿章骑都尉世职。攻克常州后，常胜军解散，留下的洋枪队和炮队并入淮军。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多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考虑到与曾氏兄弟的关系，李鸿章担心染指金陵会被认为抢功，进而得罪曾氏兄弟。因此，他在苏、常两地按兵不动，转而南下攻入浙江，这一举动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后者上奏朝廷，指责李鸿章“越境掠功”。五月十三日，李鸿章得知湘军即将攻破天京城，又因朝廷不断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接到李鸿章的出兵咨札，激发众将出击。次日，湘军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处理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策略。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即遣散了大部分湘军，主要是为了避免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认为，当前的威胁来自内部叛乱，但长远的威胁在于西方列强，因此主张保留湘淮军，不仅用于平定内乱，更要抵御外侮。
五、出击捻军
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清廷命令曾国藩前往皖鄂交界地区，督军防堵从湖北东下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及捻军。与此同时，李鸿章被任命前往江宁，暂时代理两江总督的职务。这一时期，李鸿章负责协调地方军务和民政事务，为曾国藩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
到了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捻统帅博尔济吉特·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全军覆没，清廷随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李鸿章再次代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保障工作。同年八月，李鸿章奏请购置上海虹口洋人铁厂的机器设备，并将这些设备与丁日昌、韩殿甲原有的两个工厂合并，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责成丁日昌负责监督筹划。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淮军的后勤保障能力，也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
由于湘军大部分已被裁撤，曾国藩北上时主要依靠淮军。曾国藩抵达前线后，采用了刘铭传、李鸿章等人提出的“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的方针，决定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驻扎重兵，并实行一省有急、三省往援的机制。此外，曾国藩还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设防，推行“画河圈地”的战术。
然而，由于捻军作战灵活多变，且势力强大，曾国藩的防守策略一时难以见效。加上曾国藩对淮军的指挥不够顺畅，导致一年多的时间内，剿捻成效甚微。因此，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清廷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手剿捻事务。
李鸿章上任后，立即着手扩大淮军规模。李昭庆所部扩充至19营，名为武毅军，并新增了“魁”字2营、亲兵1营和“凤”字7营。此外，还借调了唐仁廉的3营马队。这样一来，剿捻的总兵力达到了7万人。
当时，捻军已分裂为两支，赖文光、任柱等人率领东捻军在中原地区作战，而张宗禹、邱远才等人则率捻军进入陕西。李鸿章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对付东捻军。虽然他依然坚持“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吸取了曾国藩分防过广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术，即力图将捻军逼入山深水复的地方，放弃部分地域以诱其深入，然后再由各省军队合力围困。
在具体实施剿捻战略的过程中，李鸿章主导的军事行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挑战。
第一阶段：臼口之围（同治五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李鸿章实施了“臼口之围”的战略，主战场在湖北。东捻军突破了曾国藩原先设置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东捻军。
然而，在具体作战过程中，淮军遭遇了几次重大挫折。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
同治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定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几乎丧命。幸亏鲍超及时赴援，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偏袒刘铭传，导致鲍超郁愤成疾，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下唐仁廉重组“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
东捻军在二月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显示出其灵活多变的战术特点。
第二阶段：胶莱河、运河防线（同治六年五月至十二月）
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采取了“倒守运河”的策略，并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集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
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成战场，疏于防范，导致东捻军在七月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后，李鸿章与丁宝桢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其“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
十月，东捻军在苏北赣榆的战斗中，任柱战死，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到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后，李鸿章因功被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同治七年上半年）
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当东捻军陷入困境时，西捻军紧急驰援，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迫使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震动，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
当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却无人应命，淮军几乎瓦解。李鸿章因此受到严厉处分，包括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然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命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