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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在这场政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荣禄被任命为大学士，随后在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接替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五月四日（6月22日），荣禄的大学士殿阁定为文渊阁，次日（6月23日）正式担任直隶总督，同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这一系列任命使得荣禄在中央和地方都拥有极大的权力，为他在政变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关于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的具体角色，传统观点认为他是通过袁世凯的告密而得知了维新派的计划，并迅速采取行动，促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然而，现代史学研究指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向荣禄告密的关键人物很可能是杨崇伊，而不是袁世凯。杨崇伊当时意图投靠荣禄，以此获取更高的地位。
在政变前夕，荣禄的确回到了京城，并与京城中的满洲权贵如庆王奕匡等人策划了此次行动。政变发生后，慈禧太后重新掌握了大权，维新派的主要成员如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处决，而支持改革的光绪帝则被软禁。
荣禄本人对戊戌政变的看法可以从他给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信中窥见一斑。他认为中国应该致力于增强军事实力和财政状况，从而实现国家的自强。然而，他也意识到改变旧有的制度和习俗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他看来，新政如同给虚弱的身体注射猛药，虽然意图良好，但却可能加剧病情。
六、节制北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荣禄在清廷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政变后不久，荣禄便被授予军机大臣之职，并继续节制北洋各军。同年八月二十六日（10月11日），慈禧太后任命荣禄为练兵钦差大臣，赋予他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等所部及北洋各军的权力。这表明荣禄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日（6月27日），荣禄成功组建了武卫军，这支军队成为了清朝后期重要的军事力量。随后，他还组织了武卫先锋军和其他部队，进一步加强了其在军事上的地位。在这一时期，荣禄对于光绪帝的废立问题，从最初的犹豫转变为坚定的反对态度。这反映了荣禄在政局变动中的复杂立场。
同年十月十五日（11月17日），协办大学士刚毅从广东返回京城，并开始联合其他势力向荣禄施压。刚毅指责荣禄信任的苏元春，并试图通过批评荣禄涉嫌贪腐来削弱其影响力。此外，刚毅还推动了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追责，导致慈禧罢免了廖寿恒的军机大臣职位，取而代之的是赵舒翘。这一系列举动动摇了荣禄所维持的政局平衡。
与此同时，刚毅等人还试图废除京师大学堂，但遭到了荣禄的坚决反对。荣禄不仅维护了京师大学堂的存在，还提议增设武备学堂，并得到了批准，显示出他在教育改革方面的积极态度。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1900年1月7日），荣禄支持李鸿章离京前往两广总督任上，以避免卷入更为复杂的宫廷斗争。然而，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还是宣布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即所谓的“大阿哥”，以应对废黜光绪帝的压力。
七、庚子之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迅速蔓延，这一事件最终演变成了庚子之难，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荣禄扮演了一个复杂而关键的角色。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加剧，荣禄多次请求朝廷采取措施镇压义和团，并提出保护各国使馆的建议。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荣禄采取了一种被称为“明攻暗保”的策略。在围攻使馆的过程中，荣禄表面上参与了对使馆的攻击，但实际上却向使馆输送食品，并帮助使馆与外界保持通讯联系。这一策略反映了荣禄在危机时刻的审慎态度，以及他试图在不同势力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然而，随着战局的恶化，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离北京，荣禄被命令留在北京处理事务。北京陷落后，荣禄暂时驻留在保定，并在慈禧的命令下，被任命为“会办全权大臣”，参与与八国联军的谈判。与此同时，李鸿章奏请让荣禄返回“行在”，即慈禧太后避难的地方。这一举动既是为了通过荣禄影响慈禧的决策，也是为了保护荣禄，使其免于进一步的政治风险。
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荣禄奉诏前往西安行在。在此期间，荣禄面临着来自载漪、端王等人的排挤，这些人试图阻止荣禄前往行在，以便继续掌控朝政。然而，在东南督抚的帮助下，荣禄最终得以抵达行在。东南督抚们还试图为武卫中军围攻使馆的行为向列强进行辩护，希望减轻对荣禄的追究。
抵达西安后，荣禄重新掌握了枢密院的权力，但他的行动仍然受到慈禧太后的控制。荣禄在处理政务时倾向于保护载漪等人，这引起了李鸿章等督抚的不满。在这种复杂的权力格局中，《辛丑条约》的谈判逐渐展开，并最终达成协议。随着刚毅、李鸿章等人的去世，以及主战派贵族被圈禁，荣禄在晚清国势衰颓之际达到了个人政治地位的顶峰。
八、寿终京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之乱后的中国处于动荡与变革之中。荣禄在这一时期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并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六月十日（7月25日），荣禄被任命为管理户部事务的大臣，这意味着他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承担起了更加重要的责任。
同年，荣禄支持了刘坤一和张之洞提出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的变法主张。这一变法倡议旨在通过改革来振兴国家，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官员试图通过现代化来挽救清朝统治的努力。荣禄的支持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变法的必要性。
十一月（1902年1月），随着两宫回銮，荣禄也随扈自西安返回北京。在此期间，他被加封为太子少保衔，并转任文华殿大学士。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荣禄正式定为文华殿大学士，这标志着他在朝廷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十八日（8月31日），荣禄的女儿瓜尔佳·幼兰与醇亲王载沣结为夫妻，这一婚姻是慈禧太后的安排。幼兰后来生下了宣统帝溥仪，这也使得荣禄与未来的皇帝有了亲属关系，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然而，晚年的荣禄面临着健康问题和个人生活的不幸。由于疾病缠身，他时常需要请假休养，无法像以前那样积极参与朝政。庚子之乱后，武卫军的惨败，加上妻子和儿子的相继去世，给荣禄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这些个人悲剧使得他在处理政务时显得更加疲惫不堪。
荣禄在晚年受到了不少批评。他的办事效率低下，处理政务时往往拖延，且有任人唯亲、贪污受贿的嫌疑。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的个人声誉，也让人们对他的执政能力产生了质疑。这可能是导致他历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十四日（4月11日），荣禄在北京家中逝世。他的遗折在去世当日被呈送给了朝廷。清廷在同一天追赠他为太傅，并赐予他“文忠”的谥号，晋封为一等男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