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爱因斯坦在帕莎第纳对德国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西茨基被定为叛国罪提出强烈抗议。奥西茨基因揭露德国秘密重整军备而被捕，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爱因斯坦的抗议不仅表达了对奥西茨基的支持，也显示了他对纳粹政权的不满和对和平的坚定信念。3月，爱因斯坦从美国返回柏林，但德国的政治局势日益紧张，法西斯势力不断壮大。
5月，爱因斯坦前往英国，先后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进行讲学，传播他的科学思想。随后，他赶往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裁军会议。然而，这次会议的成果令他极度失望，国际社会在裁军问题上的无能为力使他感到沮丧。6月，爱因斯坦与美国心理学家墨菲进行了关于因果性问题的谈话，探讨了科学和哲学的交叉点。7月，爱因斯坦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的心理问题，两人的对话后来被整理成《为什么战争？》一书，成为探讨战争根源的经典之作。同年，爱因斯坦号召德国人民起来保卫魏玛共和国，全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展现了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12月10日，爱因斯坦和妻子艾尔莎离开德国前往美国。原本计划只是短暂访问，但随着纳粹政权的日益残暴，他们决定不再返回德国。1933年，德国纳粹政府查抄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焚毁了他的书籍，没收了他的财产，并悬赏十万马克索取他的人头。爱因斯坦当时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这一机构为他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1940年，爱因斯坦正式加入美国国籍，同时保留了瑞士国籍。
1934年，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由其继女婿鲁道夫·凯泽尔编辑出版，这本书汇集了爱因斯坦对科学、哲学、宗教和政治的思考，成为了解他思想的重要文献。1935年5月，爱因斯坦前往百慕大进行短期旅行，并在百慕大正式申请永远在美国居住。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离开美国。同年，爱因斯坦获富兰克林奖章，以表彰他在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此外，他还与波多耳斯基和罗森合作，发表了向哥本哈根学派挑战的论文，宣称量子力学对实在的描述是不完备的，这一论文引发了科学界关于量子力学本质的广泛讨论。爱因斯坦还为使诺贝尔和平奖赠予关在纳粹集中营中的奥西茨基而奔走，继续积极参与和平与人权活动。
1936年，爱因斯坦开始与英费尔德和霍夫曼合作研究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12月20日，爱因斯坦的妻子艾尔莎病故，这对爱因斯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年，他发表了《物理学和实在》和《论教育》等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科学和教育理念。1937年3月至9月，爱因斯坦参与由英费尔德执笔的通俗册子《物理学的进化》的编写工作，这本书旨在向大众普及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3月，爱因斯坦声援中国“七君子”，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因反对日本侵略而被捕，爱因斯坦的声援显示了他对国际正义的支持。6月，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德和霍夫曼合作完成论文《引力方程和运动问题》，从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推导出运动方程，进一步揭示了时空、物质和运动的统一。这是广义相对论的重大发展，也是爱因斯坦在科学创造上的最后一项重大成就。
1938年，爱因斯坦与柏格曼合写论文《卡鲁查电学理论的推广》，继续在理论物理学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六、世界享誉
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在利奥·西拉德等人的协助下，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建议美国抓紧原子能研究，防止纳粹德国抢先掌握原子弹。这封着名的“爱因斯坦—西拉德之信”直接促成了美国曼哈顿计划的启动。同年，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从欧洲来到美国，在爱因斯坦家中长期居住，为他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1940年5月15日，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理论物理学基础的考查》，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物理学基本原理的思考。5月22日，他致电罗斯福，反对美国的中立政策，主张积极介入欧洲战事。10月1日，爱因斯坦正式取得美国国籍，同时保留了瑞士国籍。同年，他撰写了一篇着名论文，为“我不信仰一个人格化的神”这一命题进行辩护，展现了他在宗教和哲学上的独立思考。
1941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科学和宗教》等文章，探讨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1942年10月，爱因斯坦在犹太人援苏集会上热烈赞扬苏联在各个方面的成就，表达了对苏联抗击纳粹德国的支持。
1943年5月，爱因斯坦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美国海军部的工作，为战争中的科学应用提供专业意见。1944年，为了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爱因斯坦以60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了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的手稿。同年，他发表了对罗素的认识论的评论，并与斯特恩、玻尔讨论原子武器和战后和平问题，听从玻尔的劝告，暂时保持沉默。
1945年3月，爱因斯坦与利奥·西拉德讨论原子军备的危险性，写信介绍西拉德去见罗斯福，但未能成功。4月，爱因斯坦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休，但实际上仍然继续进行科学研究。9月，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原子战争和世界政府的言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防止核武器的滥用。
1946年5月，爱因斯坦发起组织“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致力于宣传核武器的危害和推动世界和平。5月，他接受林肯大学（一所黑人学校）的名誉博士学位，展现了他对种族平等的支持。同年，爱因斯坦写了一篇长篇《自述》，回顾了自己在科学探索道路上的经历。5月，妹妹玛雅因中风而瘫痪，爱因斯坦每晚为她读书。10月，他给联合国大会写公开信，敦促建立世界政府，以维护世界和平。
1947年，爱因斯坦继续发表大量关于世界政府的言论，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防止战争。9月，他发表公开信，建议将联合国改组为世界政府，进一步推动国际和平机制的建立。
1948年4月，爱因斯坦与天文学家夏普林利合作，全力反对美国对苏联进行“预防性战争”，抗议美国进行普遍军事训练。同年，他发表了《量子力学和实在》，前妻米列娃在瑞士苏黎世病故。12月，爱因斯坦因腹部主动脉瘤接受剖腹手术，手术后恢复良好。
1949年1月13日，爱因斯坦出院。1月，他撰写了《对批评的回答》，对哥本哈根学派在文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中的批判进行了反批判。11月，“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停止活动，标志着爱因斯坦在反核武器运动中的一个阶段结束。
1950年2月13日，爱因斯坦发表电视演讲，反对美国制造氢弹，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和平。3月18日，他在遗嘱上签字盖章，指定内森博士为遗嘱执行人，遗产由内森博士和杜卡斯共同托管，信件和手稿的最终贮藏所是希伯来大学。4月，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广义引力论》，《晚年集》出版，进一步总结了他的科学成就和思想。
1951年，爱因斯坦连续发表文章和信件，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是世界和平的严重障碍。6月，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在长期瘫痪后去世，这对爱因斯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9月，“原子能科学家非常委员会”解散，结束了他在反核武器运动中的积极参与。
1952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和空间问题》和《关于一些基本概论的绪论》，继续在科学和哲学领域进行深入探讨。11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去世后，以色列政府邀请爱因斯坦担任第二任总统，但他婉拒了这一邀请，继续专注于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
1953年4月3日，爱因斯坦给伯尔尼时代的旧友写了一篇《奥林匹亚科学院颂词》，缅怀青年时代的生活。5月16日，他给受迫害的教师弗劳恩格拉斯写回信，号召美国知识分子坚决抵抗法西斯迫害，这一举动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同年，为纪念玻恩退休，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关于量子力学解释的论文，引发了两人之间激烈的争论。
七、晚年患病
1954年3月，爱因斯坦度过了75岁的生日。尽管年事已高，他依然积极投身于社会和政治活动。通过“争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爱因斯坦号召美国人民起来同法西斯势力作斗争，扞卫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然而，他的这些活动也招致了敌视。3月，爱因斯坦被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公开斥责为“美国的敌人”，这一指责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紧张气氛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5月，爱因斯坦发表声明，抗议对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治迫害，奥本海默因反对美国制造氢弹而失去了安全许可，这一事件在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同年秋天，爱因斯坦因患溶血性贫血症卧床数日，健康状况明显恶化。11月18日，爱因斯坦在《记者》杂志上发表声明，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走向法西斯化，他宁愿成为一名工匠或小贩，也不愿在美国做科学家。这一声明进一步表明了他对当时美国政治环境的不满和担忧。11月，爱因斯坦完成了《非对称的相对论性理论》，这是他在科学上的最后一项重要工作。
1955年2月，爱因斯坦与社会学家伯特兰·罗素通信，讨论和平宣言问题，反对使用核武器。两人最终共同签署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全球科学家和政治家共同努力，防止核战争的发生。这一宣言成为冷战时期和平运动的重要里程碑。3月，爱因斯坦着述《自述片断》，回忆了青年时代的学习和科学探索的道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个人经历和科学思考。
4月3日，爱因斯坦同科恩谈论关于科学史等问题，显示出他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保持着对科学的浓厚兴趣。4月5日，爱因斯坦驳斥了美国法西斯分子给他扣上的“颠覆分子”帽子，坚决维护自己的立场和信念。4月11日，他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上签名，进一步表达了对和平的坚定支持。4月13日，爱因斯坦在草拟一篇电视讲话稿时突然感到严重腹痛，后被诊断为动脉出血。4月15日，他被送入普林斯顿医院接受治疗。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被诊断出患有主动脉瘤，当天午夜在睡梦中因主动脉瘤破裂引发的脑溢血逝世于普林斯顿，享年76岁。爱因斯坦的逝世震惊了全世界，人们纷纷悼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
爱因斯坦逝世后，一位名叫托马斯·哈维的医生在解剖爱因斯坦遗体时，背着爱因斯坦的家人“悄悄”地取走了爱因斯坦的大脑和眼球。哈维希望未来神经科学界能够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以发现他聪明的原因。这一行为虽然引发了争议，但也为科学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材料。
遵照爱因斯坦的遗嘱，他逝世后并没有举行任何丧礼，也不筑坟墓，不立纪念碑。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在了一个永远保密的地方。爱因斯坦的这一遗嘱体现了他一生的谦逊和对世俗名利的淡泊。他希望自己的离去能够平静而简单，不希望埋葬他的地方成为朝圣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