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说: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这句话应验到我身上是国内疫情刚刚缓和的那年夏天。
呜呜——呜呜——救护车尖利的鸣叫声打破了夏日黎明的寂静,当然我是没听到,这算是事后的脑补吧。那时我的模样应该够得上惨不忍睹,糊了满脸的血已经看不清五官,那该挨千刀的气囊居然没打开,可想而知,我给卡在方向盘和座位之间没飞出去就是万幸了。醒过来时已经是第三天,除了痛还是痛,痛到恨不能一刀捅了自己,神志还不是很明晰。只记得护士小姑娘要给我清理,被我拒绝了。清理啥?我那时属于无法自理,可是裸着的,人虽然还傻愣愣地,但起码还知道害羞。
出重症监护室后,我才知道自己的伤有多重,这么说吧,完好无损的只有两条胳膊一条腿。脸上缝得无法睁眼只能进食流质,上身捆得像木乃伊、左腿除了脚指头还有知觉但整个就无法动弹。因为痛得受不了,一直请求医生护士给注射止痛剂,可那玩意儿打多了不出问题才怪,医生也犯不着冒这个险,所以我就经常是痛着,痛着,痛到怀疑人生,毕竟是男人,痛也只有忍着不可能落泪。但痛起码证明:我还活着。
“喝水吗?”是妈妈的声音,我眼睛使劲睁开一条缝,映入眼帘的是妈妈满头的白发、焦虑的眼神和红红的脸庞。其实我最最难过的还不是身体上的痛,在医院的那些日子,一直守在身边的是70岁的老母。母亲身体一向不好,高血压、晕眩三天两头要入院输液,看着她老人家在身边服侍我,让我实在于心不忍又无可奈何。
“妈,你回去吧”姐姐提着一个保温饭桶进了病房:“血压是不是又高了,看你的脸红的”。“么事”妈妈放下水杯,接过饭桶对我说:“吃点吧”。
“我去上班”又陪了我一夜的哥哥揉揉惺忪的睡眼走到病房门口,又回到病床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单子递给姐姐:“记得要留样检查”。哥哥平常寡言少语,但在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出现,默默地陪着。
妈妈喂我喝了点粥,疼痛稍微缓和一点,刚想迷糊一会儿,我听到了哭泣声。这哭的不是别人,是远在千里之外我想见又怕见到的人。姐姐拿着手机帮我点了视频,是为了让身在外地的我的那个她安心,可是我的样子确实不是那么能让人放心。“我没事”我蠕动着嘴唇也不知道发出了声音没有,我想笑一下,可是脸上缝的针线牵动着,那表情一定比哭还难看。“我请假过去”她带着哭腔说。“不,不要来,我很快就能出院,到时我过去”我费力地安慰道。知道她工作岗位特殊不方便请假,我不想影响她。“哪天手术?”“还要做些检查,应该过两天没问题就可以做了吧”姐姐替我回答。“把片子发给我看看”“好的”。
这儿说的片子有胸部、髋关节这两个受伤最重的地方的X光片,肋骨多处骨折令我吸气都感觉疼痛难忍,而髋关节就是要动手术的地方。这个关节是连接大腿根部的环节,因为碎裂无法修复必须手术置换。就这样简单科普一下吧,反正就是不换左腿就废了,手术那天的具体细节就不说了,印象最深的是医生拿着个大锤子,那是卸骨头用的,想想都痛。
那是在手术后第一次坐着轮椅出病房去做检查,也不记得拍了多少次片子,这次如果恢复得好就可以出院了。路过的走廊开着一扇窗,外面有一些绿植,那天阳光特别好,风吹散了医院里充斥的福尔马林气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闭上眼迎着太阳暖暖地,有点忘记置身何处。
医院那段日子实在是令人难熬但也熬过来了,不愿再过多地回顾。这次的意外真是死里逃生,在出院时我感觉就像获得了新生一般。在家调理两个月之后,我已经能拄拐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