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年间前后，西夏边事逐渐成为宋仁宗关注的重要朝政。
关于党项族要闹独立的密电不断向北宋中央政权发送。1034年（景祐元年），常年驻扎在边疆的副处级小官（屯田员外郎）张亢就通过秘密渠道向朝廷示警，说要加强边界装备，党项族新上台的领导（李元昊）是个战争狂人，极有可能要造反（《续资治通鉴》：十一月屯田员外郎张亢者，奎弟也，豪迈有奇节。常通判镇戎军，上言：“赵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诛杀，势必难制，宜亟防边”）。
如何应对西夏边事，宋仁宗让手下大臣们都议议，提出意见建议。
当时的参知政事（类似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晏殊的女婿、素有才子之称的富弼向宋仁宗提出建议，题目叫《上仁宗乞诏陕西等路奏举才武奏》，希望朝廷能够大力选拔民间忠勇之大才，给予一定官职，让他们在西北建功立业，避免被李元昊等人抢去为国家大患（《上仁宗乞诏陕西等路奏举才武奏》：自古取士无如本朝路狭，唯有进士、明经二科。虽近设制举，亦又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只考文辞、念诵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赋性不能为文辞就举试者，率皆遗之。向时天下无事，则此等人或在场屋，或在农亩，或为商贾，或为僧道，屈伏不能有所为，但怨望思乱而已。今昊(西夏王元昊)贼寇边，西陲用武，覆军杀将，中外震恐，兵寡粮匮，调发无所。当是之时，乃此等人踊跃快意，皆欲助贼为患，或更有盗贼屯聚，则为之倡首，惊劫州县，自图富贵之时也。其间忠义者，尚思因时驻屯而愿为朝廷之用者。然朝廷至今未悟，不加搜访。臣恐为他人所得，则中国处处皆为敌国也）。
一语成谶。张元们看到了估计要哭了。
但这一极具预见性的奏章入朝，却石沉大海。
富弼看到了隐患、预见了未来，但没有掌握领导的心思。
谁都知道西北情势紧张，需要人才、需要财力、需要战备，但朝廷的心腹之患在于正北方的辽国。
与强大的辽国相比，西夏还只是手足之患，痛是有点痛，但不会致命。
况且富弼明显是危言耸听博人眼球且不切实际。
公职人员的编制本来就非常紧张，每年还要留出一定数额给股肱之臣的子孙们，以表彰他们为大宋王朝做出的奉献。
官职就更有限了，升一个副处（如屯田员外郎）大家都要争破头打断腿的，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给民间没关系没背景的张元之流呢？
张亢他们也是在四川、河南等地军中锻炼了许久才熬了个副处。
比富弼小4岁却早3年考中进士的韩琦就非常拎得清。事情么不是做得好坏问题，是时机对错的问题。
时机对了，就算后面证明是错的，也没关系，又不会责任倒查。
况且，朝中“朋友”那么多，届时找个说辞由头就行了。
现在的关键在于既要说事情，又要说到领导的心里去。
这个有讲究。
这个讲究就在于消息要准确，即要准确把握现在宋仁宗的想法。要把握好这个，就需要宋仁宗身边人的帮忙。
宋郊，1038年的职位是知制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工作任务就是给皇帝写诏书，相当于领导身边的秘书。
宋郊1024年考中进士上的岸，比韩琦早了3年。
宋郊比韩琦年长12岁，都是河南人。韩琦是河南安阳人，宋郊是河南杞县人，两地相距260公里。
都是新入职不久同在朝中为官，又是老乡，按照韩琦超强的人际关系能力，两人私下关系应该相当不错。
宋仁宗的喜好和关注热点宋郊应该如数家珍。
功课做好后，韩琦上了他的政论性奏折，名字叫《上仁宗论外忧始于内患》，文章开头先引题：“臣伏闻元昊狂谋僭命朝贡不修轻犯天谋人神共忿陛下虽寛诏厚泽姑务怀柔其如逆状已然必为边患”，指出元昊的造反是既定事实。
然后笔锋一转，列举富弼等人的措施：“今献策陈事者大抵不过欲朝廷选择将帅训习士卒修利戈甲营葺城隍广蓄资粮以待黠羌之可胜此乃安边扞寇之切务也然而凡人之虑皆能及之”，指出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迂腐之言。
最后开宗明义，指出自己的主张：“若乃纲纪不立忠佞不分赏罚不明号令不信浮费靡节横赐无常务宴安之逸游纵宫庭之奢靡受女谒之干请容近昵之侥幸此臣所谓内患也……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内患既平外忧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叶不盛者也臣欲望陛下深惟祖宗所谓内患者尽革而去之”。
一句话，就是攘外必先安内。
乖乖，蒋介石先生原来抄的是韩琦的作业呀。
最后画个饼，马屁拍足：“陛下威德远畅外夷高视於汉唐之上元昊小丑孰能为国家之患哉如外忧已兆内患更滋臣恐国家之虑非直元昊一凶而已”。
虽然内容空得很，实际措施一条也没有，但立意鲜明，观点正确，关键是符合宋仁宗的心意。
宋仁宗虽然1022年13岁即位，但一直是太后刘氏掌权。一直熬呀熬，直到1033年刘太后去世才彻底掌握了政权。
上台后宋仁宗做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换人。“《续资治通鉴》：帝始亲政……帝与夷简谋，以耆、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欲悉罢之”。
如何巩固政权，才是当时宋仁宗考虑的头等大事。西夏问题，虽然紧迫，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富弼关系少，消息不灵通，虽然建议极好，但入不了领导的眼。
韩琦虽然空话连篇，但切中领导心意，在仁宗那里加分不少，印象极好。
接下来，西夏局势进一步升级时，韩琦就将受到重用。富弼，虽然有好的才能和背景，也只能呵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