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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年,好水川战役已经过去27年。
许多在当时看起来是天大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已经微不足道了。
北宋的话事人已经换了三波,现在是赵祯的孙子赵顼(宋神宗)掌权时期。
韩琦刚好满60周岁,做宰相已经快13年了。
范仲淹已经去世16年。
好水川战役之后,韩琦听从岳父的建议,跟着范仲淹一起修城堡、抚民心、招纳逃亡、募兵营田,跟西夏搞持久战。
这下轮到李元昊坚持不住了。
虽然接连打了胜战,但毕竟国小,经不起战争的长期消耗。
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边事紧张局面得到缓解。
范仲淹也最终得到了赵祯的充分信任,决定委以重任。
1043年8月,范仲淹被破格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类似于现在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进入核心决策圈。
当时的宰相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由章得象担任。议事决策中心叫政事堂,是正副宰相和部分中枢行政机构首脑议事决策的地方。
章得象已经65岁高龄,身体也不好,因此已经不太管事。真正的决策将在范仲淹这里产生。
范仲淹也已经54岁了,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
他尽心尽力,鞠躬尽瘁。
经过几天的思索,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
范仲淹认为,人才是核心,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人来做的,因此他将自己几十年的从政经验演化为自己的施政纲领,核心就是改革吏治。
首当其冲的是官员的考核问题,叫“明黜陟”。当时的考核主要是按照资历来进行,三五年提升一级,对官员业绩的考核占比不多,导致许多官吏混吃等晋升,没有人肯真心实意埋头干实事(《答手诏条陈十事》:“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纪纲之坏哉”)。现在改革就是要让官员在干事创业上磨,以实绩论英雄。有实绩了,审官院、流内铨等(类似于现在组织部门)考核认可了,就可以晋升提拔。在京的官员要晋升也没以前那么容易了,将轻松岗位晋升年限提高到五年。如果京官要想早提拔多提拔,就需要到偏远艰苦地区的基层磨练(《答手诏条陈十事》:“应京朝官在台省、馆阁职任……并须在任三周年,即与磨勘。若因陈乞,并于中书、审官院愿在京差遣者,与保举选差不同,并须勾当通计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则权势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艰难”)。其实这就是解决一个干活干事的公平性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解决官员过多过滥的问题,这个叫“抑侥幸”。前面讲过,北宋官员的产生除了科举考试,还有恩荫补官、进纳补官等形式,其中恩荫补官产生的官员最多,每年都要超过500人,甚至超过了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这些官二代往往并无多大实干才能,却占据了大量公职岗位,既造成了北宋官员人数的激增,也破坏了北宋良好的政治生态(《宋史》:“(明道元年)戊午,录故宰臣孙,并试将作监主簿。甲子,诏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录其子校书郎,三丞以上斋郎”)。范仲淹知道自己不可能将恩荫补官这个高官福利给去掉,既然控制不了质,那就在量上下功夫。范仲淹建议将恩荫的范围控制在“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差不多提高到四品级别了,人数也控制在儿子一名,其余的八大姑七大姨之类的非直系亲属就不纳入补官范畴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重要岗位人员的选拔问题。刺史、县令是治理基层最重要的官员,必须有真才实学的人担任才行。如何能真实识别这些官员,范仲淹的建议是由各级官员推荐下一级别的人选,如中央推选省级别官员人选,省推荐州级别官员人选,州推荐县级别官员(《答手诏条陈十事》:“臣请特降诏书,委中书、枢密院且各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两制共举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举知州五人;御史台中丞、知杂、三院共举知州五人;开封知府、推官共举知州五人;逐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各同举知州五人,知县、县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举知县、县令共二人。得前件所举之人,举主多者先次差补。仍指挥审官院、流内铨今日以后所差知州、知县、县令并具合入人历任功过、举主人数闻奏,委中书看详。委得允当,然后引对”)。有人想,推荐官员人选还不简单吗?我直接推荐自己的人不就得了。举荐,在北宋可不是个好差事,因为前面也提过,被举荐人出了事情,举荐人是要受连带责任的,至少是要吃处分的。所以晏殊举荐了范仲淹看到老范到处惹事则是瑟瑟发抖。
范仲淹的改革措施共有十条,其余还有减少赋税、提高行政执行效率、注重基层调研、加强军备等等,历史上称之为“庆历新政”。
改革推行下去,阻力重重。其实也简单,老范妨碍了别人的幸福生活,别人肯定会跟你作对。
触碰到自己利益时,才不跟你讲家国情怀、高尚品行呢。
官员本来做得蛮轻松的,现在考核那么严、晋升那么难,混日子都混不下去。
更要命的是,本来每年都可以弄好几个亲戚进体制内吃官饷,现在有资格的一年才一两个。好多官员的资格都取消掉了,如果自己的儿子不争气,读书读不好,科举考不上,岂不是只能在家里啃老?
当然,大家都不会明面上说你老范的政策不好,毕竟你站在国家利益民族兴旺的制高点上,更主要的是现阶段赵祯对老范是全力支持的。
既然工作上无法攻击,那就找其他的攻击点。
你还别说,真找到了,而且效果还非常好。
夏竦跳出来,说欧阳修平时老维护范仲淹,跟范仲淹等人肯定是小团体。表面上口口声声说仁义道德,实际上私下里结党营私,组成小团体蒙蔽领导(赵祯)(毕沅《续资治通鉴》:“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
吕夷简罢相后,夏竦是朝中资历很深的老人了,当时的职务是枢密使(国防部长),说话是相当有分量的。
皇帝身边的太监蓝元震也找时机跟赵祯汇报,听说外边都在传范仲淹拉拢小团体,形成朋党。现在没有人敢说话了,这样下去恐怕会影响领导(赵祯)的威信(毕沅《续资治通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人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
蓝元震的职务是内副都知,官不大,大约六品。但太监的最高职务也只是都知,而且蓝元震还救过赵祯的命,是亲信中的亲信,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是一般的外臣可以比拟的。
对于这些明箭暗枪,赵祯的态度历史上只有三个字(毕沅《续资治通鉴》:“帝不信”)。赵祯确实对得起“仁宗”二字,心明眼亮。
如果按照李世民的作风,这个时候肯定会派人去提醒下老范,让其注意影响,因为李世民认为作为领导必须与大臣心胸敞亮,无所嫌隙,同心同德。
但赵祯没有。
虽然万世艰难,压力很大,范仲淹、富弼等人知道自己站在时代的风口,务必咬牙坚持。只要认准的事情是对的,对国家民族、对朝廷百姓是有利的,就要坚持。只要赵祯的信任不变,他们的初心就不能变(毕沅《续资治通鉴》:“及召还执政,中外想望其功业,促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案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