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即位，设置翰林院，在禁中延引文章之士，下至僧人、道士，及书、画、琴、棋、数术之士皆置之翰林院，被称为“翰林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张垍皆供奉翰林院。玄宗想要加安禄山同平章事时，曾令张垍草制书。后因杨国忠谏而止。安禄山离开长安归范阳时，玄宗令高力士送至长乐坡，力士回来后，玄宗问道：禄山心中高兴吗?回答说：观其心意似乎不高兴，一定是因为知道想命其为相而中止的原故。玄宗以此问杨国忠，国忠说，欲以禄山为相，别人并不知道，一定是张垍兄弟所告。玄宗大怒，同年三月遂贬张均为建安（今福建建瓯）太守，张垍为卢溪（今湖南泸溪）司马，张垍弟给事中张俶为宜春（今江西宜春）司马。
安禄山乞赏其部将，哥舒翰也为其部将请功，同年三月，玄宗遂下敕以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为骡骑大将军，河源（今青海西宁）军使王思礼加特进，临洮（今青海乐都）太守成如璆、讨击副使范阳人鲁炅、皋兰（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府都督浑惟明等并加云麾将军，陇右讨击副使郭英乂为左羽林将军。哥舒翰又奏严挺之之子严武为节度判官，吕湮为支度判官，高适为掌书记，曲环为别将。
同年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帅兵七万击南诏。南诏王阁罗凤引唐军深入，至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诏兵坚壁不战。唐军后继不给，粮食吃尽，士卒又多染瘴疫，大部分死亡，乃帅兵退却，南诏乘机追击，李宓被擒，全军覆没。而杨国忠却谎报军情，隐其败状，以捷上奏，更发兵讨之，前后死者近二十万人。但慑于杨国忠的威权，无人敢以实情上闻。玄宗曾对高力士说：我现在年老，把朝事付给宰相，边事付于诸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高力士听后说：“我听说云南兵多次败唐军，边将又拥兵太重，不知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局势将不可收拾，不可说无忧。”
同年七月二十日，哥舒翰奏请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皆今甘肃临潭西）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神策军此时虽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驻守临洮城的军队，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入援，参加了平叛战斗。后因其故地已被吐蕃占领，就留在朝廷，逐渐发展成为唐朝的禁军。在唐代后期平定藩镇割据，抵御外族的侵略中，成为唐朝劲旅。由于军权为宦官所控制，神策军对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有重大的影响。
杨国忠忌陈希烈，遂屡次上表辞位。玄宗想以武部侍郎吉温代之，国忠以吉温附安禄山，奏言不可，因为文部侍郎韦见素和雅易制，遂荐之。同年八月十一日，以陈希烈为太子太师，罢政事，以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平章事。
杨国忠欺瞒灾情。自去年以来，水旱灾相继，关中一带大饥。杨国忠恶京兆尹李岘不附已，以灾荒归咎于岘。同年九月，贬李岘为长沙太守。玄宗忧淫雨连绵，伤田中禾稼，杨国忠取禾苗之善者献之，并说：“雨水虽多，但不害稼。”扶风（今陕西凤翔）太守房琯上言所部水灾，国忠即使御史推按其事，所以天下无人敢上言灾情。高力士在玄宗身边，玄宗说：“淫雨连绵不断，天下有事可以直言。”力士说：“自陛下把大权假于宰相，因为赏罚无章，以至阴阳失度，所以群臣不敢直言。”玄宗听后沉默不语。
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陟，文雅有盛名，杨国忠恐其入为相，使人告陟有贪赃之事，下御史按问。陟遂贿赂御史中丞吉温，使求救于安禄山，但为国忠所发。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贬陟为桂岭（今广西贺县）尉，贬温为沣阳（今湖南沣县）长史。安禄山为吉温讼冤，并言国忠谗疾，但玄宗两无所问。
同年，诗人崔颢卒，崔颢，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一年（723年）登进士第，官至尚书司勋员外郎。有才无行，好饮酒赌博。其所作边塞诗，慷慨豪迈，雄浑奔放。代表作有《黄鹤楼》，据传大诗人李白登黄鹤楼，见崔颢题诗，慨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全唐诗》录存其诗四十二首，编为一卷。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是唐朝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以下主要事件：
同年正月，吐蕃苏毗王子悉诺逻去吐蕃降唐。四月四日，封悉诺逻为怀义王，赐姓名为李忠信。
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唐玄宗遂命中书为发日敕，给告身。韦见素对杨国忠说；“安禄山久有异志，现在又请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意已明。明天我要进谏极言，如不听允，请你继续谏说。”国忠许诺。二十三日，杨国忠与韦见素入见玄宗，玄宗对二人说：“你们是怀疑安禄山有反心吗?”见素遂极言禄山反迹已明，不能让其以蕃将代汉将，玄宗听后不高兴，杨国忠遂不敢复言，玄宗竟答应安禄山的要求。一次，杨国忠、韦见素对玄宗说：臣有计策可以消除安禄山之反谋。如果以禄山为平章事，召其入朝，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翔为河东节度使，则安禄山的势力自然分减，玄宗从之。时已草制书，留中不发，遂派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借机观察其情况。璆琳因受禄山贿赂，回来后，盛言禄山竭忠奉国，没有异心。玄宗遂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对待禄山，他必无异志。东北的奚与契丹势力强大，非禄山镇遏不可。我会认真对待，你们不要担心。”安禄山势力遂不可动摇。
同年二月，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入朝，因在道得风疾，遂留京师，居家不出。
安禄山自从京师归范阳后，朝廷有使者来时，总是称病不出迎，盛陈武备，然后出见。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玄宗命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裴士淹到范阳后，二十余天才得见禄山，但不修人臣之礼。杨国忠乘机求禄山反状，命京兆尹围其宅第，捕禄山客人李超等，送往御史台狱，密杀之。禄山子庆宗因尚皇室女荣义郡主，供奉在京师，遂把此事密报禄山，禄山害怕，反心更坚。六月，玄宗以赐庆宗成婚为由，下诏禄山赴京师观礼，但禄山以病为由不至。七月，禄山上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有执控夫二人，并派蕃将二十二人护送。河南尹达奚珣疑其中有讹，遂奏请禄山进马事移到冬天，朝廷自给控夫，不烦派人。于是玄宗才省寤，开始怀疑禄山有反心。恰巧中使辅璆琳受禄山贿赂事泄，玄宗遂以他事杀之。又遣中使冯神威携手诏至范阳告禄山说：朕为卿在华清宫新造温汤所，卿可于十月入朝。神威至范阳宣诏书，禄山在床上不起，也不拜，只是问玄宗安好否。又说：马不献也好，十月当入京师。说完即令左右引神威置于馆舍，不再相见，然后遣神威回朝，也没有上表。这时安禄山自恃强兵，已坚决叛唐，玄宗虽想收其兵权，但禄山羽翼已丰，难以制服，唐王朝已进入危险期。
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早就预谋反唐叛乱，只是因为玄宗待之有恩，所以想等玄宗死后作乱。杨国忠与安禄山交恶，屡次在玄宗面前言禄山有反心；玄宗不听，国忠乃以事激之，想禄山速反以取信于玄宗，禄山于是决意速反。自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八月以来，屡飨士卒，厉兵秣马，准备起兵。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等密谋，其余将帅，皆不知情。这时有奏事官自京师还，禄山诈为敕书，召部下诸将示之说：有皇上密旨，令我帅兵入朝讨杨国忠，请大家立即跟随我进兵。从将领虽然惊愕，但无人敢有异言。十一月九日，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总共十五万众，号为二十万，从范阳（今北京）起兵。并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今辽宁朝阳）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其余将领皆帅兵夜发。第二天早上，禄山出蓟城南，阅兵誓众，以讨杨国忠为名，榜示军中说：敢有异议煸动军人违抗命令者，斩灭三族，然后帅兵南下。禄山乘铁舆，步骑精锐，烟尘滚滚，鼓噪震地。当时天下承平日久，百姓几代不闻战争，听说范阳兵起，远近震惊。河北地区皆在禄山统辖之内，叛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迎敌，或弃城逃窜，或被叛军擒杀，无敢抗拒者。在起兵前，禄山先派将军何千年、高邈领二十奚骑，假称献射生手，乘驿马至太原。十一月十日，北京副留守杨光翔出迎，被劫之而去。
安禄山起兵叛唐后，太原和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上奏言禄山反。玄宗还以为是恶禄山者骗人，不相信安禄山会反。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玄宗确信禄山巳起兵反唐，才召宰相谋划。这时杨国忠面露得意之色，说：反者只是安禄山本人，所部将士并不愿意随其叛。过不几天，就会败灭。玄宗也以为然。遂派特进毕思琛至东京（今河南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至河东（今山西中部北部地区），各募兵数万，随团练兵拒叛军。十一月十六日，安西（今新疆库车）节度使封常清入朝，玄宗问以讨叛方略，常清大言说：因为太平日久，所以人们皆惧怕叛军。然而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立刻至东京，开府库，募骁勇，帅军渡过黄河，不须几日就会打败叛军，取禄山首级献上朝廷。玄宗听后很高兴。十七日，即以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乘驿马至东京募兵，不几天就募得六万人。然后断河阳（今河南盂县）桥，为守御之备。
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安禄山至博陵（今河北定州）南，何千年等执杨光翔来见禄山，禄山责骂光翔附杨国忠，然后杀之。使部将安忠志帅精兵驻防土门（今河北获鹿），又以张献诚摄博陵太守。
安禄山从博陵至藁城，常山太守颜杲卿因兵力弱小不能抗敌，遂与长史袁履谦往迎之。禄山赐杲卿金紫衣，然后以其子弟作人质，仍使其守常山。又派其部将李钦凑帅兵数千人守井陉口，以防唐军从西出井陉口来攻。颜杲卿在归途中指着禄山所赐衣对袁履谦说：我们怎么能穿安禄山所赐衣呢?履谦悟杲卿之意，二人遂谋起兵讨禄山。
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玄宗从华清池回宫中，杀安禄山子太仆卿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调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禄山弟）为户部尚书，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南）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并在诸郡当叛军要冲者，设置防御使。
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玄宗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统诸军东征安禄山。并出内府钱帛，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为天武军，但没有战斗力，皆是市井子弟。十二月一日，高仙芝帅飞骑、矿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总共五万余人，从长安出发。玄宗派宦官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郡（今河南三峡），以备叛军。
同年十二月二日，安禄山帅叛军用绳索系破船及草木横绝黄河，一夜之间，结冰如浮桥，遂过河陷灵昌（今河南延津东北）郡。禄山叛军步骑散漫，所过残灭，不知其数。玄宗所命河南节度使张介然至陈留（今河南开封南）才几天，禄山与叛军已到，介然帅军登城，唐军因惧怕叛军，无力抵抗。十二月五日，太守郭纳以陈留城降安禄山。禄山入北门，听说玄宗杀其子安庆宗，恸哭着说：“我有何罪，而杀我子！”当时陈留将士降者近万人，禄山皆杀之以泄其愤，并斩张介然于军门。以部将李庭望为节度使守陈留。
同年七五五十二月七日，玄宗下制要亲帅兵征讨安禄山叛军，于是命朔方、河西、陇右诸镇兵除留守城堡外，其余由节度使率领，全都赴行营，限二十日赶到。十二月十六日，玄宗议亲征事，下制令太子监国。玄宗对宰相说：我在位快五十年了，倦于政事，去年秋天就想传位给太子，只因水旱相仍，我不愿意以余灾遗子孙，想等灾情好转。但没想到逆胡安禄山叛乱谋反，我当亲征，让太子监国。事平之后，就传位于太子。杨国忠听后惊恐万状，即与韩、虢、秦三夫人相谋，使三夫人劝贵妃衔土请命于玄宗，事遂罢。
安禄山未反前，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已察知禄山必反，遂借下大雨之机，修城挖壕，征丁壮，充实粮仓。禄山认为颜真卿一介书生，并未放在心上。及禄山反，下牒真卿率平原与博平（今山东聊城）兵七千人防守黄河渡口，真卿遂派平原司兵李平奏于朝廷。玄宗听说安禄山反后，河北郡县无敢抗拒者，感叹说：难道二十四郡就没有一位义士吗!及李平至朝廷，玄宗大喜说：我不知颜真卿是何状貌，能这样真不愧是义士。真卿又遣亲客密藏购贼牒至河北诸郡联合起兵，于是诸郡多响应。
安禄山将兵至荥阳（今河南荥阳），太守崔无诐领兵拒守。士卒在城头闻叛军鼓角之声，皆纷纷退，无敢战者。同年十二月八日，叛军陷荥阳，杀崔无诐，禄山以其部将武令珣守之。荥阳陷落，东都洛阳危在旦夕，禄山以其部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封常清所募兵皆是白徒，未经训练，没有战斗力，遂帅兵屯于武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拒叛军。叛军以骑兵冲锋，唐军大败，常清收罗残兵，与叛军战，又败。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陷东京，叛军鼓噪从四门入城，纵兵杀掠，封常清且战且退，从苑西败走。河南尹达奚珣降安禄山。留守李憕对御史中丞卢奕说：我们都受朝廷恩惠，虽力不从心，但应为国战死。遂收拾残兵数百与叛军战，皆不堪一击，纷纷溃逃。李憕遂独坐府中，卢奕先遣妻子持印从小道逃至长安，自己朝服坐御史台中。禄山派人执憕、奕及采访判官蒋清，皆杀之。卢奕骂禄山不绝于口，数其罪，并对叛军说：凡为人者当知事有顺逆，我虽死但不失臣节，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安禄山以其死党张万顷为河南尹。
同年十二月，封常清从洛阳败走后至陕郡（今河南三门峡），陕郡太守窦廷芝已逃奔河东（今山西），吏民皆各自逃命。常清对高仙芝说：我连日与叛军血战，其士气旺盛，难以阻挡。现在潼关无兵守御，如果叛军入关，长安就十分危险。陕郡无险可守，我们不如帅兵至潼关据险以守。高仙芝即将残兵西奔潼关。当时叛军追击，唐军狼狈而逃，队伍散漫，士马相践踏：死者甚多。至潼关刚修完守备，叛军即来进攻，但被唐军击退。安禄山遂使其大将崔乾佑屯陕郡，临汝、弘农（今河南灵宝）、济阴（今山东定陶）、濮阳（今河南濮阳）、云中（今山西大同）等郡皆降于禄山。当时朝廷所征诸道兵皆未赶到，长安汹惧，害怕安禄山攻入潼关。禄山正谋称帝，留东京不进，唐朝廷才得借机集兵备战。
安禄山使大将崔乾祜屯陕郡（今河南三门峡），与唐军在潼关相持，又以部将张通儒之弟通晤为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太守，与陈留（今河南开封南）长史杨朝宗帅叛军中胡骑千余向东略地，郡县官非逃即降，只有东平（今山东郓城）太守嗣吴王祗于同年十二月，与济南太守李随起兵抗击叛军。于是各郡县不愿附贼者，都借吴王名起兵。单父（今山东单县）尉贾贲帅吏民南击睢阳叛军，杀张通晤。叛军将领李庭望欲向东略地，而不敢进。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玄宗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以江陵长史源洧为节度副使。又以颍王璬为剑南节度使，以蜀郡（今四川成都）长史崔圆为节度副使。
颜真卿为盟主讨安禄山
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召募勇士，几天即得到万余人，公开宣布举兵讨安禄山，士卒皆感愤。安禄山派其部将段子光持李憕、卢奕、蒋清的头颅宣示河北诸郡。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十二月十七日，至平原，真卿执子光，腰斩示众。然后取三人的头颅，续以蒲身，棺敛葬之，祭哭受吊。安禄山以海运使刘道玄摄景城（今河北沧州）太守，清池（今河北沧州）县尉贾载与盐山（今河北海兴）县尉穆宁共杀道玄，得其甲仗五十余船，然后携道玄头颅谒见长史李玮，玮收严庄宗族，全杀之。当日即送道玄首级至平原。真卿遂召贾载、穆宁及清河（今河北清河）县尉张澹一起至平原商议抗击叛军之事。这时饶阳（今河北饶阳）太守卢全诚据城抗禄山，河间（今河北河间）司法李奂杀禄山所署长史王怀忠，济南太守李随派其游弈将訾嗣贤过黄河杀禄山所署博平（今山东聊城）太守马冀，各有军众数千或万人，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军事上统一由其指挥，共同抗击叛军。安禄山遂派部将张献诚帅上谷（今河北易县）、博陵（今河北定州）、常山（今河北正定）、赵郡（今河北赵县）与文安（今河北任丘）等五郡团练兵一万余人围饶阳。
边令诚诬杀高仙芝、封常清
高仙芝帅军东征，监军边令诚多次干涉军务，仙芝不从其愿，遂怨恨之，令诚入朝奏事，在玄宗面前官仙芝与封常清战败之状，并说：常清动摇军心，仙芝丢弃陕郡（今河南三门峡）之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玄宗听后大怒，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十二月十八日，遣令诚手持敕书至军中斩仙芝与常清。当初常清败后，三次遣使奉表向玄宗陈说叛军的形势，玄宗皆不听。常清乃自乘马至朝廷，行到渭南（今陕西渭南），有敕削其官爵，令还仙芝军，以白衣自效。常清遂草遗表说：“我死之后，唯望皇上不要轻敌，希望能听从我的话。”当时朝廷上下皆以为安禄山狂悖逆行，低估了叛军的势力，认为不久即可扑灭，所以封常清才有此表。边令诚至潼关，先引常清至，宣示敕书，常清以表给令诚使上玄宗，然后杀之，陈尸蘧除。仙芝来至厅事，令诚命陌刀手百余人跟随，然后对仙芝说：“大夫也有恩命。”仙芝赶快下拜，令诚即宣读敕书。仙芝听后说：“我遇敌战败而退，死是应该的。今上有天，下有地，说我盗减军士粮赐，纯是诬陷。”此时士卒在前者，皆大呼仙芝冤枉，其声震地，然令诚还是令斩之。以将军李承光摄领军事。
哥舒翰守潼关
封常清、高仙芝被杀后，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时病废在家，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十二月末，玄宗因其有威名，且与安禄山有矛盾，召见，拜为兵马副元帅，帅兵八万以讨安禄山叛军，仍下敕令天下四面进军，会攻洛阳。翰因病固辞，玄宗不许，并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蕃将火拔归仁等各率部落兵以从，加高仙芝旧兵，共二十余万，军于潼关。哥舒翰因病不能料理军务，把军政大事全委于田良丘，良丘不敢专决，又使王思礼统骑兵，李承光统步兵。二人争权，不能统一指挥。哥舒翰用法严厉而不恤士卒，所以军无斗志。
郭子仪败叛军于静边军
安禄山派大同军（今山西朔州）使高秀岩入寇振武军（今内蒙古托克托），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十二月，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又乘胜攻克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安禄山所署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入寇静边军，子仪派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浚、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迎击之，杀其士卒七千，又进围云中（今山西大同），派别将公孙琼岩帅骑兵二千击马邑（今山西朔州），拔之，开东陉关（今山西代县）。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十二月十九日，玄宗因功加郭子仪御史大夫。
颜杲卿起兵讨安禄山
藁城太守颜杲卿将起兵讨叛军，与参军冯虔、前真定（今河北正定）令贾深、藁城县尉崔安石、郡人翟万德、内丘（今河北内丘）丞张通幽等人同谋。又派人告太原尹王承业，密与相应。时颜真卿自平原（今山东陵县）派杲卿外甥卢逖来告杲卿，欲联兵断安禄山与叛军归路，以阻其西进。禄山派其金吾将军高邈到幽州（今北京）征兵，尚未回来，杲卿即假托禄山之命召其大将李钦凑，使帅众至郡受犒赏。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十二月二十一日，钦凑至郡，杲卿使袁履谦、冯虔等携酒食妓乐往劳慰之，俟其部众皆醉，遂断钦凑之首，收其兵器，尽缚其党，次日皆斩杀之。全部解散禄山所派守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之兵。高邈自幽州征兵还至藁城，杲卿又派冯虔往擒之。禄山部将何千年从东京来，崔安石与翟万德驰马至礼泉驿又擒之。二人同时被送至郡。千年对杲卿说：现在你要为朝廷效力，既善其始，亦应慎其终。你召募的军队皆是乌合之众，难以拒敌，应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不可与敌争锋。等到朔方军到，一同进击，传檄河北郡县，断其后路。现在你应该声言说：李光弼率步骑一万出井陉口。又派人对叛军围饶阳（今河北饶阳）的大将张献诚说；你所帅兵多是团练士卒，无坚甲利兵。难以抵挡光弼所帅山西劲兵。献诚听后必解饶阳之围而去，这是一大奇计。杲卿听后很高兴，即用其策，献诚果然退去，其所帅团练兵也溃败。杲卿遂使部下入饶阳城，慰劳守城将士，然后命崔安石宣示诸郡说：朝廷大军已出井陉，立刻就到，先平河北诸郡叛军，归朝廷者赏，附敌者杀。于是河北诸郡纷纷响应，共十七郡都归朝廷，兵二十余万。其附于安禄山者只有范阳（今北京）、卢龙（今河北卢龙）、密云（今北京密云）、渔阳（今河北蓟县）、汲（今河南汲县）、邺（今河南安阳）六郡。杲卿又密派人入范阳招抚禄山守将贾循。郏城（今河南郏县）人马燧对贾循说：“安禄山负思悖逆，不得人心，虽然占领洛阳，但终归要灭亡。将军如果能够杀其叛将，以范阳归国，倾其巢穴，将会立盖世之功。”贾循虽许诺，但犹豫未发，被安禄山别将牛润容得知，以告禄山，禄山遂使其部将韩朝阳来召贾循。朝阳至范阳，假称有事相告，使壮士缢杀贾循，并灭其族，以禄山别将牛廷玠主管范阳军事。马燧逃入西山。禄山部将史思明、李立节帅蕃、汉步骑万余人攻博陵（今河北定州）、常山（今河北正定）。安禄山本想亲自帅兵攻潼关，行至新安（今河南新安），听说河北有变故而返，乃使部将蔡希德帅兵八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向北攻常山。
公元737年（开元二十五年），王忠嗣在河西节度使杜希望发动的夺回新城（今青海门源）的战役中，又建奇勋，升任左威卫郎将。同年秋，他又在新城保卫战中，创造了以少胜多、击溃吐蕃军的战绩，升任左盘吾卫将军、兼左羽林军上将军、河西节度副使、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军使、朔方节度使。这时的王忠嗣已在战火的洗礼中，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年轻指挥官。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王忠嗣又兼任灵州（今宁夏灵武）部督，指挥北伐，与奚人（源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少数民族）大战于桑乾河，三战皆捷，抓获了不少俘虏。王忠嗣召集漠北各少数民族首领聚会，要求维护祖国统一，把唐朝的国威远播塞北。他还献上“平戌十八策”，要求坚决镇压分裂祖国统一的叛乱活动。他曾平息了突厥叛乱，修建了大同、静边二城，派清塞军、横野军驻扎，又把受降城和振武城合而为一（今内蒙托克托），缩小了唐军防线，从此“塞外晏然”，“虏不敢盗塞”。王忠嗣进爵为清源县公。
王忠嗣自幼以勇武好战出名，但自从升任为节度一方的重要将领以后，主张“以持重安边为务”。他曾经对人说：“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他这样做并不是麻痹大意，丧失警惕。他仍经常注重军事训练，妥善保养军械，充实边防，随时补充兵源。他本人就随身常带着一张重150斤的漆弓，但从不轻易使用。他带领的部队，士气十分高昂。他还注意搜集情报，以便迅速做出正确的决断，不打无准备之仗。因此他几乎每战必胜，深得将士们拥戴。
每当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王忠嗣都要进行周密的安排与部署。他首先要亲自召集各级军官进行战前动员，按士卒多寡发放兵械，一弓一箭，都要标上使用者的姓名，仗打完后如数交还军械库。战士们都互相监督，爱护兵械，保障了军资的充足供应。他从朔方至云中广袤数千里的边境线上，选择险要之处修筑城堡，开疆辟地，使得边境上的人民安居乐业，不复言战，万里边塞烽火不举，“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
公元746年（天宝五年），王忠嗣兼任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节度使，天下劲兵良将，边塞重地，尽在他的控制与指挥之下。他曾领导了对吐蕃的几次战役，出征青海、积石（今青海贵德），大获全胜。又北征奚，西讨吐谷浑，利用西突厥各部贵族之间的矛盾。削弱其实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王忠嗣虽然功名赫赫，但是他并不留恋权势，主动提出让出朔方、河东节度大使二职。他的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此后，他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扞卫西北边防之中。
王忠嗣长期担任边防重将，“当世号为名将”。他很重视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友好往来。公元741年（开元二十九年），他任朔方节度使时，与突厥等西北各族开展互市，以高价购买他们的马匹，“诸蕃闻之，竞来求市，辄买之”。同时，内陆的丝绸、铁器、粮食等物品也输入突厥地区，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丰富了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他还主张各民族和平相处，尽量避免冲突和战乱的发生。公元749年（天宝八年），王忠嗣暴卒，年仅45岁，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惋惜。
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之初，其前半生仿若睿智的舵手，对外戚的宠遇把控有度，仅赐予闲职、散官，王皇后家属未曾委以重任；开元之中，武惠妃家属亦未得大权。因他深知外戚专权如洪水猛兽，一旦泛滥，君王亦难驾驭，必将祸国殃民。'的文治武功，使中国在开元年间，成为地域空前辽阔、民族空前团结、国力空前强盛的封建帝国，使得当时的唐朝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日本人、朝鲜人都不断慕名而来，带来了外域的科技与文化，也带走了中国先进的文明，中国造纸术、印刷术，以及书法、天文、建筑、武器等方面的知识被介绍到世界各地，为世界的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大唐帝国的名字也因之而远播至世界各地,成为一个享有极高声誉的国家。
开元十年（722年），吐蕃发兵攻唐属国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企图从小勃律进攻四镇，唐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派兵协助小勃律，大破吐蕃军。
开元十四年（726年），吐蕃攻唐瓜州城（甘肃安西县西南），谋截断唐与四镇的交通。
开元十七年（729年），唐军从瓜州出击，吐蕃军大败；一天就一顿饭还是你们两口子唐军又攻取吐蕃百堡城（在青海西宁市西南），吐蕃被迫放弃夺取四镇的计划。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吐蕃攻小勃律，唐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西大破吐蕃军。吐蕃与唐在青海相持，无力进攻四镇。吐蕃与小勃律王和亲，小勃律归附吐蕃。西域二十几个唐属国朝贡路被阻，也都转向吐蕃朝贡。
然岁月流转，至杨氏外戚一族，李隆基却似被迷障遮蔽双眼，过度纵容，尽显其晚年的昏庸与糊涂。即便他有牵制李林甫专权、掌控朝臣之意，却未能把握好分寸，如失控的骏马，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从天宝五载开始，右相李林甫如一条阴险的毒蛇，接连掀动数起大案，韦坚案、杜有邻案等。李林甫为巩固自身权势，排除异己，手段狠辣，如同恶魔挥舞着镰刀。每一起案件都如一场猛烈的风暴，震惊朝野，牵连无数。太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信一个个倒下，却无能为力，他的心中充满了忧虑与恐惧，那原本乌黑的双鬓，也在短短时间内变得斑白如雪，如被寒冬的霜雪瞬间染白。他在东宫的庭院中徘徊，月光洒在他的身上，却无法驱散他心中的阴霾，那阴霾如厚重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他深知，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未知与危险，而大唐的命运，也在这一系列的变故中，逐渐走向了未知的深渊，如同一艘迷失在茫茫大海中的巨轮，找不到方向。
这种风雨飘摇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如同一场噩梦，将大唐的盛世彻底击碎。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多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节度使权力过大、政治腐败、杨国忠与安禄山矛盾恶化等问题集中爆发，如一座火山，在多年的压抑后终于喷发。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百姓们在战火中四处奔逃，哭声、喊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人间炼狱的惨状，那惨状如同地狱之门大开，恶魔在人间肆虐。
天宝六载（747年），唐将高仙芝攻破小勃律国，设归仁军，驻兵三千镇守，唐又与西域诸国往来无阻。论钦陵曾对郭元振说：“所有邻国都被唐降服了，吐蕃还能存在，只是靠我兄弟数人小心相保。青海地势险阻，唐必不能从这一路深入，五弩失毕部地近吐蕃，很容易来侵，所以我要求唐撤四镇守兵，分十姓土地。”吐蕃为本身安全，与唐争夺西域，是有理由的。唐在安史乱前是强大国，为本身安全决不退出西域，也同样是有理由的。
天宝十年（715年），南诏国（建都太和城，云南大理县）与唐失和，降附吐蕃。南诏是大国，吐蕃获得这个大属国，国势发展到最高点。吐蕃对唐作战，起初是以掠取财物为主，后来以夺取土地为主。唐玄宗设陇右、剑南两节度使，专防吐蕃内侵。由于双方国力强盛，连年发生战争，胜败相当，吐蕃并未得利。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反叛，唐内部大混乱，陇右、河西两镇精兵内调，边防空虚，吐蕃陆续攻取两镇所属诸州，第二年，吐蕃攻取石堡城（青海西宁市西南），进取唐陇右（节度使驻郑州，青海乐部县）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两镇。
杨国忠之崛起，宦官高力士亦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高力士仿若能洞察未来风云的神算，早预见安禄山日后必反。为取悦杨贵妃，他倾尽全力帮扶杨氏一族。彼时朝廷之内有李林甫权势滔天，外有安禄山虎视眈眈，杨氏一门欲于朝中立足，仿若在惊涛骇浪中求生存，需有力者撑起门户。杨铦、杨錡碌碌无为，难堪重任，唯杨国忠心怀谋略，手段狠辣，精于权谋之术。高力士看准此点，如巧匠雕琢美玉，极力扶植杨国忠，使其在升官掌权之途如鱼得水。从开元至天宝，选任宰相一级高官，唐玄宗李隆基多纳高力士之见，李林甫、韦坚、安禄山、高仙芝等，皆曾受高力士援手。有高力士鼎力相助，杨国忠仿若插翅猛虎，权势日盛。
杨国忠于朝廷跻身高官显位之后，对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情形洞察入微。他惊觉权相李林甫有安禄山东北藩镇军事力量为依托，太子李亨亦得西北藩镇军事力量暗中支持，而此两大军事集团于他而言仿若坚固堡垒，难以攻入。他深知若无地方藩镇军事力量为后盾，自己于朝廷之权力与地位恰似空中楼阁，根基不稳。一旦风云变幻，突发不测，唯有手握军事力量，方能保自身平安。于是，他将目光投向熟悉的剑南军镇，仿若在黑暗中觅得一丝曙光。
彼时，南诏已归附大唐，南诏王常携妻女拜谒汉族地方长官。然云南太守张虔陀，恰似恶狼当道，南诏王阁罗凤路过云南时，其强留阁罗凤妻女留宿，以供己私欲，且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阁罗凤不堪受辱，仿若被激怒的雄狮，发兵攻陷云南郡，诛杀张虔陀，占据夷州三十二个。唐玄宗李隆基闻阁罗凤造反，如闻惊雷乍响，大惊失色，欲发兵攻讨。值天宝九年（750）年末，杨国忠升任京兆尹不久，恰似渔人见利，趁机举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令其率兵征伐南诏。杨国忠心怀一箭双雕之谋，一可安插同党，二可借征战之机树立军功，以培植西南军镇势力。岂料鲜于仲通乃无能之辈，无政治远见，亦不通军事谋略，空有其名。他率八万大军，兵分两路，大军行至曲州（今四川阳通）和靖州时，南诏王阁罗凤见唐军如汹涌潮水，声势浩大，心生畏惧，恐难以抵挡，遂遣使者前来求和，愿归还俘掠之人与物资，修复云南郡城归唐。然鲜于仲通如莽撞愚夫，扣押使者，轻率拒和，下令进军。天宝十载（751）四月，两军于西洱河交锋。刹那间，战场仿若修罗炼狱，唐军兵败如山倒，六万余名士卒血染沙场，统帅鲜于仲通险些丧命，狼狈逃窜。阁罗凤恐唐军再袭，遂归顺吐蕃。
杨国忠对昔日恩人鲜于仲通极力包庇，仿若母鸡护雏，千方百计为其隐瞒败绩，谎报战功，致使鲜于仲通非但未受惩处，反而获赏，此等行径令人咋舌。
在杨国忠的精心谋划下，鲜于仲通出面奏请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唐玄宗李隆基被其言辞蛊惑，仿若被施魔法，批准奏请，授杨国忠蜀郡都督府长史，充剑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紧接着，杨国忠如贪婪饿狼，再次请求攻打南诏。唐玄宗李隆基下制，于两京（长安、洛阳）及河南、河北地招募士兵。北方兵员个个身强体壮，如勇猛雄狮，然他们不服南方水土，畏惧瘴疠之气，听闻征战南诏，仿若惊弓之鸟，大多不愿应募。杨国忠恃权而骄，派御史分道督捕，强行征募，此恶行如狂风暴雨，激起关中和中原百姓的强烈不满，民怨沸腾。
杨国忠心中自有如意算盘，于他而言，继续进攻南诏仿若一场稳赚不赔的豪赌。若此战侥幸取胜，他便可名正言顺地树立声威，如璀璨星辰闪耀朝堂；即便战败，他亦无惧，仿若狡黠狐狸，天高皇帝远，大可故技重施，掩败为胜。更为重要的是，他妄图利用边镇之乱，掌控剑南地区的军镇集团，将其培育成仅次于东北军事集团、西北军事集团的第三大军事力量，以实现其政治野心。或许是命运眷顾，不久，杨国忠又从唐玄宗李隆基处讨得山南西道采访使的要职，实力大增，如蛟龙得水，于朝堂之上愈发肆意妄为，却不知一场大祸即将临头，大唐盛世亦在这暗流涌动中摇摇欲坠。
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骄阳似火，似在炙烤着大唐的每一寸土地。时任侍御史和剑南节度使留后的李宓，受命率领七万唐军，如汹涌铁流般向着南诏进发。彼时的大唐，仿若闪耀于世界之巅的明珠，正值最强盛之际，军中士气高昂，似欲将一切阻挡之物踏于脚下。
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此刻悄然转向。身为主帅的李宓，在这看似必胜的局势下，竟犯了兵家大忌——轻敌冒进。当唐军踏入南诏境内，仿若踏入了一张无形之网。南诏首领阁罗凤，宛如狡黠的狐狸，他将老弱病残的士兵如弃子般放置在最前沿，那一个个瘦弱的身影，似在无力地向唐军招手，诱使着他们深入。
待唐军上钩，南诏军队便如受惊的乌龟，迅速坚闭城门，再不露头，仿佛那城门是他们坚固的龟壳，意图以此消耗唐军的士气与粮草。此时，七万唐军已如深陷泥沼的巨兽，深入南诏腹地，进不得，退亦难。进，那城门高耸入云，南诏士兵于其上仿若居高临下的雄鹰，占据着绝对的地理优势，唐军强攻，恰似以卵击石，难有胜算；退，李宓心中明白，自己率大军长途跋涉而来，若无功而返，朝廷之上那等待他的必将是如暴风雨般的追责。
于是，李宓心一横，决定冒险一试，他指挥着唐军如疯狂的蚁群，不断向城门发起攻击。可那城门却似铜墙铁壁，一次次将唐军的攻势无情挡回。时光在这激烈却无果的战斗中悄然流逝，不到一个月，军中的粮草便如流水般消耗殆尽。军营之中，饥饿的阴影开始蔓延，甚至有士兵如被抽去生机的枯木，饿死在营帐之内。而那南诏之地的水土与瘴气，仿若隐藏在暗处的恶魔，不断侵蚀着唐军的身体，军队非战斗减员严重，士兵们如被瘟疫席卷的羊群，因病死亡者不计其数。据《资治通鉴》记载，此时唐军因饥饿、疾病等非战斗减员人数，已占据了总人数的十分之七八，这一数字，仿若一道晴天霹雳，让任何一位有头脑的军事统帅都无法接受。
无奈之下，李宓只得下令退兵。那退兵的号角声，在南诏的土地上回荡，显得格外凄凉。就在李宓带领着剩余那些已如惊弓之鸟、毫无战斗力的唐军撤退之时，他心中最担忧的事情还是如噩梦般降临。南诏首领阁罗凤，宛如从黑暗中杀出的猛虎，率领着上万精兵，如狂风般对唐军进行追杀。刹那间，喊杀声震天动地，唐军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下，如散沙般溃败。最终，身为唐军统帅的李宓，似无助的羔羊，被生擒于敌军之手。而他所率领的剩余唐军，则如被收割的麦田，全军覆没。
更令人气愤填膺的是，李宓乃是宰相杨国忠的党羽。杨国忠在接到李宓全军覆没的战报后，那丑恶的嘴脸仿若被利益蒙蔽的恶魔，他隐藏了这一残酷事实，反而如说谎的小丑，谎报称大捷。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大唐的天空仿若被乌云笼罩。在宰相杨国忠的巧言忽悠之下，唐玄宗如被操纵的木偶，先后数次下令征兵进攻南诏。一批又一批的唐军，如被驱赶上战场的蝼蚁，先后战死在南诏的人数多达二十万。而杨国忠凭借宰相之位，权倾天下，仿若黑暗中的巨兽，威压朝堂，以至于满朝上下，如被寒冰冻住的湖泊，没有一个人敢于反对和指出这一荒谬之事，大唐盛世的根基，也在这一系列的荒唐行径中，开始摇摇欲坠。
吐蕃一直以来的目标是占领富裕的川中平原，大军绕趁势北上，于763年占领陇右、河西诸州，唐朝中央不得已而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管理方式。这反而使西域保持了数年的相对稳定，一直到贞元初年，唐朝驻守安息四镇及北庭、西州的军队还控制着葱岭以东的广大西域地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其最强盛时期以库车为中心，东抵轮台，西达巴楚，北控天山草原，南到塔克拉马干沙漠腹地。
在天宝年间，昌都是吐蕃王国的一部分，古昌都称为“朵康木”。昌都自古以来就是“藏东重镇”，地理位置重要，位于四川、青海、云南三省的交界处，是川藏交道和滇藏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茶马古道”的要地，素有“雪域之门”的盛誉。?
此外，南诏阁罗凤反叛唐朝，又投靠吐蕃，
杨国忠等多次用兵失利，损失之大令皇帝龙颜大怒。唐玄宗李隆基任命赵国珍为黔中都督，又把身边大谋士江浩然加封为监军使，派去赵国珍身边协助对南昭作战。江浩然深谙兵法，如智慧的军师，协助赵国珍多次击败南诏大军。赵国珍，唐朝时期的苗族地方官员，出生于牂牁郡充州，即今天的贵州遵义一带，是少数民族首领赵君道的后裔。唐朝时期，朝廷实施“羁縻”州制，即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地方长官，以夷治夷。赵国珍因此被任命为黔州（治所彭水）都督府都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在唐朝中期的天宝年间，南诏阁罗凤叛乱，对成都和黔州造成威胁。宰相杨国忠在剑南节度使任上，由于屡次败给阁罗凤，中书舍人张渐因其对南方熟悉且有武略，推荐赵国珍担当重任。唐玄宗李隆基皇帝听从建议，下诏任命赵国珍为黔州都督，出征讨伐阁罗凤。
在江浩然的谋划下，赵国珍不负众望，他加强军事部署，稳固边防，成功阻止了阁罗凤北进，稳定了黔州局势，维护了西南边防的安宁。《资治通鉴》记载，赵国珍在抵御南诏叛乱期间，黔州地区得以安宁，即使中原战乱频发，黔州依旧平静无事，如同乱世中的世外桃源。他的统治时期，黔州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安宁的景象如同一幅祥和的画卷。
在政治上，赵国珍也表现出卓越的治理才能。黔州都督府自贞观四年设立，他管辖着 十五个羁縻州，后又在彭水增设黔中道，管辖 五十个州，涵盖了今天的湘鄂渝黔边区结合部。赵国珍作为黔中道最高长官，全面掌控着军、政、法大权，如一位威严的王者，主宰着这片土地的命运。
唐朝监军使的作用包括监视刑赏、奏察违谬、监督和控制军队，以及在藩镇动乱中维护军队的团结和纪律。江浩然和赵国珍打败南昭国后，赵国珍的功绩显着，官爵崇高，被封为“金紫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和“汧国公”，“公”爵位在封建社会仅次于“王”。唐玄宗李隆基表面上加封赵国珍为汧国公，实际上他是杯酒释兵权，他担心赵国珍功高盖主，成为第二个南诏王，把他手中一部分兵权转交江浩然，毕竟江浩然是一个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文人，又是贵妃娘娘的义子，经过他多次的试探与考验，又把一心追求的胡姬美人赐婚给他，在各个方面，首先这个学生不反对他与杨贵妃的儿媳恋，再者，江浩然是一个刚正不阿，在杀头面前他也敢于直柬，不谓权贵，是一个忠肝义胆之士，在唐玄宗李隆基信任的几个近臣中，江浩然后来居上，他不管去什么地方，都要带上江浩然，有江浩然在身边，他不用动脑筋去思考问题，他会觉得一切都很安全，他的这一决定，在他逃往成都后，确实救了他一命，保住了杨贵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