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罪孽的滋生，就是这场可憎的战争，而发起这场战争的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法官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并不想为张中校辩白，他是一个军人，一名指挥官，他下达这样的命令，这不是一个正常军人应该作出的决定。”
“我这里有一些各方医疗机构对张中校以及之前几位认罪的军人作出的精神健康报告。这些都是具有权威性的。这些可以很明确地说明，他们长期处于精神压抑，不正常状态，以致于出现狂躁、不安，有极度的暴力倾向。按照医学角度来说，他们是病人，而且是严重的精神病人。”
随着这位叫爱德华.鲍威斯的律师这一番辩护，他的助手也将一些资料呈给主审法官以及陪审团。待众人看过这些资料后，鲍威斯继续辩护道：“法官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张中校作出错误判断，下达错误命令的时候，正是他看到与他一起浴血战斗的战友被无情袭击丧生的时候，这是患有战争综合症这种精神病最易发作的时候。权威医疗机构已经证明了这一切。按照传统的相关法律，精神病人在犯病失去理智时所作出的行为，应减轻和不视为犯罪。因此，尽管我对张中校错误的命令导致的后果，以及死难的人非常痛心，但我仍然恳请法官先生以及陪审团，对张中校着情判决。”
军法处是最难的，他们不仅要为这些战士们寻找优秀的律师，为他们极力辩护，同时也要作为起诉方，控诉他们的罪行！这不，作为张中校的起诉方，军法处执法司上校司长李继奈不得不再次站起来，针对鲍威斯律师的辩护进行反驳，他不知道，这份由杨洪起草的反驳文，为后面盟军判处日本战犯，甚至后来判处德国战犯，起到多大的影响，他也因为这份反驳文，成为世界法律史上着名的人物。
他先是礼仪地向法官、陪审团鞠躬行礼，然后对鲍威斯律师以及在座的旁听人士致以注目礼。这次，为了彰显种花家的法治和文明，在高层的授意下，整个审判基本参照了国际法庭相关的条件。是一次中西合璧的审判。李继奈上校代表控诉方，开始他的反驳：
尊敬的法官先生、陪审团女士们、先生们，辩方律师、在座的女士、先生们。
刚才，鲍威斯律师就张中校违反军法一事，作出了他的辩护。我代表控诉方，不得不承认，鲍威斯律师的辩诉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也充分说明，张中校作出错误的判断，下达错误的命令，确实存在处于精神病发的情况。通过军方与医生的联合调查，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人民，在这场灭绝人寰的旷世大战中，身心均遭受到巨大的创伤。尤其是种花家以及那些被日本侵略迫害国家的人民，他们时刻都想着要报仇，将日日本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十倍百倍地还给日本人。日本人在他国土地上的烧杀抢历历在目。南京大屠杀、潘家峪惨案、平阳惨案、镇江惨案、厂窖大屠杀、在种花家中原地区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缅甸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还有臭名昭着的人体实验，细菌战等等。我这里就不一一述说。
这些铁一样的事实，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他们无恶不作，今天，我们战胜了他们，曾经受尽创伤的人们岂有不想报复的心理！如果我们战士们、人民对敌人、对战败敌国实施相同的手段进行报复，并以他们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伤、精神失常来掩饰他们的罪责，那么，整个日本的人民都将遭受与之十倍、百倍的报复，而且合情合理！
但是，我们战胜法西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为了报复、持续无止境的杀戮。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消灭罪恶。消灭战争，为世界争取正义和和平！
在这里，我要慎重地表明，日本军国主义者走到这一天，日本人民是有罪的，是他们鼓动、参与并乐在其中，他们从战争中获得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进一步鼓动军国主义者，无视人性和法则，制造了这些惨绝人寰的事件，推动日本整体向军国主义发展！因此，日本在战争后期遭受报复、被盟军轰炸，这是作茧自缚！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今天的惨状就同情、怜悯他们！
回到鲍威斯律师辩词，我想问问张中校，你认为你下达屠杀村民的命令是对的吗？从军人角度来说，枪杀平民应该吗？我想，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纯粹的军人，你的回答应该是不对！我们每个遭受侵略、迫害的国家和人民，都有权向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报复，追溯他们的罪责，哪怕他们已经死了，也逃不过审判！
对于日本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尽管我们还要与另一个更邪恶的德国法西斯决战。作为军人，哪怕是战死疆场，也绝不后悔！
但是我们不能把报复的行为放在普通百姓身上，虽然他们有罪，但他们毕竟没有拿着武器，去参与到侵略和杀戮中。因此，张中校，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心态，当你下令屠杀普通平民，尤其是那些无知幼童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是军人，你是土匪、强盗，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没有两样！
在此，我恳请法官大人以及陪审团，判处张中校罪名成立，按照军法，他必须接受正义的审判！
当然，我必须再次说明，对于起诉张中校等的罪行，并不是为日本人辩解。相反，我肯定地认为日本人有罪！而且，我们势必要追溯到底，绝不放过一个犯有战争罪的日本人，不管他是日本天皇，还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平民。只要他参与了发起战争、鼓动战争，参与战争，并在这一过程中犯罪。我们绝不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