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远在去日本之前，高务实是亲自向他面授机宜过的，之后便授予了他相当不小的权限，其中包括军火交易的权限。
不过高务实给他的权限不是允许他交易什么，而是告诉他哪些不能交易。高务实最开始的原话是“我之重器，不可授人”。
然而罗远是头一次担负方面重任，生怕理解上有所偏差，于是追问“何为重器”。高务实回答道：“警备军所配属之器械中最强、最新的那些便是重器。”这下罗远算是放心了。
按照高务实的这一交待，罗远认为丰臣家提出的军购整体可行——因为他们要的最大战舰也不到武装运输舰的大小，而舰上武备当然也就等而下之，至少不可能装载一号炮。
一号炮是当前京华系警备军和大明境内各支武装家丁所装备的最大火炮，一般用于关键地区的棱堡防卫，主要在南疆。
当然，将来更多的可能会装在战舰上——纯军舰系才会装载，武装运输舰是不装的，因为火炮甲板的承重力不够，齐射时可能把甲板震坏。由于纯军舰目前数量有限，所以一号炮的“生产线”一直不多，产能也比较有限。
二号炮在罗远看来，已经不在高务实的禁售范畴之中了，是可以卖给丰臣家的——实际上丰臣家本来就从海贸同盟中某些勋贵手里搞到了一些，实际上禁不禁恐怕差别也不大。
于是罗远详细问了一下丰臣秀长，后者表示他们要的新式大福船应该搭载二十门巨型大筒(二号炮)，但罗远根据他本人的专业眼光告诉丰臣秀长，以新式大福船的体量不可能装载超过十八门火炮，否则一来有开炮则甲板碎裂之虞，二来恐怕也会影响航速及适航性，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丰臣秀长一开始以为罗远只是敝帚自珍，不希望日本获得更多的火炮，仔细一问才发现罗远说得头头是道，很多说法他根本没听懂——但是“不明觉厉”，因此最后采纳了罗远的意见，将大福船的载炮量定为十八门，其中二号炮六门，三号炮十二门。
新式小福船其实也不小，比日本国内的寻常关船都大一号，最后确定为装载两门二号炮和十门三号炮。
接下来就该谈价格了。罗远虽然不是造船厂的人，但他此前一路从京华的寻常技术雇员混到纯军舰“左翼轻骑兵”号的舰长，对于船只成本价和出厂价那是了如指掌。因此他首先报价：新式大福船单艘售价六万两库平银，新式小福船单艘售价四万两库平银。
丰臣秀长当时听得吓了一跳，问罗远怎么这么贵？罗远道：“毕竟是定制的，京华还得专门重新设计并组成新的生产体系才能建造，这价格自然就贵了一些。”
好一个贵了“一些”，武装运输舰比新式大福船大了三成左右，载炮二十八门，其中八门二号炮，但是单舰售价也不过五万五千两。比它明显小了一圈的新式大福船，他居然报价六万两，而只有武装运输舰五分之二大小的新式小福船，他居然报价四万两。
这不是宰人，这是杀猪啊！
但是，丰臣秀长却是做过功课的，知道武装运输舰在大明内部的售价，因此立刻提出了委婉的质疑。然而罗远却面不红心不跳地振振有词道：“大纳言阁下这话说得就有些外行了，我家老爷又不是吾皇陛下，这出售军国利器与邻国的大事，岂有不上下打点的道理？这打点有多费钱，大纳言不妨想想日本公卿们。”
丰臣秀长愕然无语。你说得好有道理，我竟然无言以对。不过他最终还是抛出了一个杀手锏，道：“若我丰臣家大量采购呢？这总可以在价格上稍加通融了吧？”
罗远等“大量采购”这四个字很久了，听丰臣秀长这么一说，他立刻问道：“何为大量？这个大量究竟是多少？”
丰臣秀长哈哈一笑，豪气干云地回答：“殿下，实不相瞒，这两型新式福船京华能造多少，我丰臣家便要多少！”
钱财生意方面，由于罗远没有最终决定权，因此双方当时只能大致确定意向。价格方面，最终谈下来的结果是新式大福船五万五千两每艘，新式小福船三万两每艘。
大福船的降价幅度不算大，居然仍旧维持在了武装运输舰的价位上；不过小福船的确太小，武备水平在罗远看来也实在不怎么样，价格上压缩得就狠一些，从喊价的四万两直降了一万，最终三万两每艘其实也不便宜。
当然，罗远敢答应这样的买卖，另一个关键就在于丰臣家是真正的大买家，他们双方达成的意向是京华每年交货大福船二十艘，小福船四十艘，合计总价值高达二百三十万两库平银！
这个“意向”最终得到了海贸同盟的批准——其实高务实当时是有过犹豫的，后来因为勋贵们清一色的大力支持批准，再加上《万历二十年京华两洋舰队建制愿景》中，“关东分舰队”的实力也会大增，因此高务实最终同意了下来。
正是由于京华的“大力支持”，日本水师真正的核心主力就远不是原历史上那些次品，而是三十艘京华武装运输舰(无原装舰炮，但日本秘密改进过，实际主要增加了铁片蒙皮)、二十艘京华改大福船、四十艘京华改小福船。
这些新式战船，还没有任何一艘出现在朝鲜战场，而它们才是日本水军真正的杀手锏！
想不到倭国水师主力居然出自京华之手，朱翊钧的面色不禁沉凝起来，半晌不曾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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