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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正唉声叹气不已，听见杨振这么说，顿时精神一振，连忙问道：“攘外必先安内？汉卿可有良策，快与朕说说，怎么个安内攘外之法？”
杨振见崇祯皇帝原来的满脸忧色，一下变成了满脸关切，当下也不再遮遮掩掩了，干脆将自己对国事的大略想法和盘托出了。
“若以臣之见，今日之计，切切不可再头疼而医头，脚痛而医脚了。往日，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虏急则又调剿寇之兵以攻虏。如此，将士疲敝不堪，而寇与虏又内外呼应，皆不能根除，以至于酿成今日之患。”
杨振说到这里，看见崇祯皇帝对自己所说的含有批评他的话并无多大反应，于是接着说道：“以臣之见，从今往后，莫若先内而后外，先弱而后强，取外守内攻之策！”
崇祯皇帝听见杨振这么说，一时若有所思，仿佛愣在当场，过了片刻，方才又看着杨振问道：
“外守内攻？何谓外守内攻？”
杨振见问，立刻说道：“外，则屯兵以城守，不求急功于一时；内，则集兵以攻寇，剿抚并用，斩草除根。如此外守而内攻，不出数年，关内可定，关内安定之后，圣上再以关内剿平流寇之强军，集结出关，即可一举荡平东虏！”
杨振这番话里，当然也带有忽悠的成分，他的目的就是把崇祯皇帝的目光，转移到关内的剿匪战场上去，不要总想着现在就能一举荡平东虏。
杨振这么做，并不是他想挟寇自重，也不是他想埋头发展什么的，他只是单纯地想要避免明清松锦大决战在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发生。
事实上，如果从他个人利益角度考虑，肯定是崇祯皇帝把关外抗虏摆在优先位置，才对他最有利。
而且他现在正打算向辽南半岛转移，辽西这边打就打吧，打起来，他在辽南才更有利可图。
可是现在的杨振，毕竟是一个来自后世的穿越客，他并不是明末关里关外的军阀，所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肯定还是要以大局为重的。
而他现在所说的这一切，说白了，实际上是冒着自己利益受损的风险，完全站在大局角度上凭良心所说的话。
可是这个话，落在他人的耳朵里面效果如何，可就不是杨振自己所能左右的了。
他的那番话说完，就见崇祯皇帝目不转睛、默默不语地盯着他，看了好大一会儿。
包括跪在一边的洪承畴、陈新甲、张若麟，甚至是王德化，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杨振的身上。
他们似乎都在琢磨着判断着杨振所说的这番话，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
“陛下，杨都督方才所言，攘外必先安内之策，与今日形势，颇有一契合之处。臣尝读宋史，宋宰相赵普当年曾对宋太祖言道，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杨都督所言方略，出处即在此，臣思之，确是治国安邦之大道！”
眼见崇祯皇帝沉吟不语，跪在地面上的洪承畴突然发话，替杨振所献的方略补充了一个说明。
对洪承畴来说，不管杨振所讲的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至少在道理上讲，与他的态度是比较贴近的。
虽然守备辽东，不主动生事，仍旧要消耗大量完全由朝廷承担的粮饷军械，可是比起集结重兵，到关外与东虏满鞑子决战来说，可就省钱多了，而且所面临的风险也低多了。
“的确，汉卿方才所言，颇有一番道理。可是朕想问你们的是，前宋中国安则安矣，而群夷可曾制服？”
崇祯皇帝沉吟不语许久，到最后却是这么一句。
这句话问得洪承畴哑口无言，一时嗫嚅不能语，也让杨振不知道该如何答对了。
但是，眼见着自己所说的话即将付诸东流，杨振还是赶在崇祯皇帝没对自己的攘外必先安内彻底否决之前，忙又说道：
“陛下，臣之所言外守而内攻，非谓关外大军尸位素餐、徒耗粮饷者也。外守，乃是以守为主，以战为辅，若单以关外战局而言，而是东攻而西守。”
“哦，何谓东攻而西守？！”
崇祯皇帝今日召见杨振，本意就是为了商议辽东战局，眼前这个杨振方才对他所言的那些话，他凭直觉就认为杨振这是想把他的注意力从辽东转移走。
如果杨振是这样的人，那他跟祖大寿之类的只敢固守城池，畏惧东虏而不敢战的辽东将领又有何区别呢？
所以，当杨振提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时候，他想来想去，觉得杨振这是出于私心，分明是祖大寿那些人搞过的把戏。
可是杨振这回来京师，可是给他带来了数千满鞑子首级，带了前所未有的捷报，以及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午门献俘礼啊！
因此，他虽然心中有所不满，可是又不好立刻当众表现出来。
毕竟这个杨振，他还是要重用的，而且除了杨振，眼下山海关外，他还能重用谁呢？
也正因此，此时他听见杨振话里有话，似乎回心转意了，于是立刻便踩住了这个“台阶”，马上追问杨振所谓的“东攻西守”是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