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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定居内地的胡人越来越多，与当地汉人生活交流日渐密切，利益交织开始频繁。冲突尖锐度、频繁度，呈指数级增加。
而此时正处于西晋时期，这个司马氏领导的王朝，内部官员腐化、兄弟阋墙、宫闱混乱；外交上进退失据，民族政策连续失当，结果就是民族关系一发不可收拾。
移居在汉地的胡人倍感欺压，当时的胡人对汉人的心理状态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即：怨毒之气，毒于骨髓。
这些错误的民族政策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将仇恨的种子埋在胡人贵族的心中；虐待胡人中下层百姓；在气候剧变的当时，昏招迭出。
一是将胡人中的贵族当编户管理——即给他们称号，但没有相应的税收权、管理权、更没有地盘。措施的出发点是好的，一方面使这些昔日的胡人贵族无余财可用，无下属调遣；另一方面体现了王朝的仁政，保全了这些人的首领。然而，这只是司马氏的一厢情愿。这些胡人贵族从生杀予夺，穷奢极欲变成了受人制约的工薪阶层，很快，他们就忘记了和平生活的不易，只记得昔日的荣光，而把现在领工资，混吃等死的日子，视为一种侮辱性的暗示，即；你们以前“牛”，但现在，什么都不是！那些甘于认命之辈尚能忍受，英姿勃发的枭雄怎会长期雌伏。
二是对胡人中的普通人，都以奴婢视之。这些人干着最累的活，却没有基本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连最底层的汉人都不如，他们心中自然充满怨恨，就如即将爆发的火山，随时准备揭竿而起；
三是由于全球气候变冷，导致长江流域涝、黄河流域旱。此时司马氏不但抗灾救民乏力，还上演宫斗大戏——“八王之乱”。这正是天灾加人祸，很多百姓因此食不果腹，甚至卖儿卖女，易子而食。
社会上也因此出现了大量“流民”，看到这么多流民，西晋政府也慌了，毕竟东汉灭亡前鉴不远，他们也担心流民造反。
但此时的执政者，不知道是过于自信，还是脱离基层太久自以为是，不但没有疏导分化流民，还采取暴力手段强迫流民返乡。但凡家乡好，谁又愿背井离乡啊。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的节奏啊。
当时全国的人口只不过1千多万，巅峰时期流民中的胡人人数就超过了200万人，占到了流民中的90%，可以说汉地的“胡人”大都变成了流民。
这样，社会动乱的条件都具备了：落魄的贵族们有思想、有野心、有头衔，解决了为什么要乱，如何乱、为谁乱的问题；普通百姓，有数量、有力量，解决了依靠谁乱的问题；最后大量的流民解决了动乱力量的组织性问题。
400年的大动乱，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朝就此拉开序幕。汉人间的内斗变成了民族间仇杀，起事的胡人认祖归宗，纷纷向家乡父老求援，南下的大门被彻底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