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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大明的理学不仅在思想上极端，而且在执行上也更加抽象。
宣扬理学者，往往压根做不到理学最基本的“知行合一”，他们只会将自己做不到的，强加给朝廷，强加给皇帝，强加给下层的百姓。
而真正遵守理学的呢？
自然是该干嘛干嘛，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享受荣华富贵才是真。
存天理，灭人欲？
那是皇帝和百姓该干的事情，他们这些理学的士大夫们，就应该教导皇帝和百姓，乖乖听从摆布，皇帝老老实实做被背锅侠，百姓老老实实让士大夫们敲骨吸髓就行了。
百姓喊疼，那你就是不孝，皇帝不让，那就是不仁。
百姓反抗，那就是不忠，皇帝改革，那就是暴虐。
反正我抢你的钱是对的，我抢你的土地也是对的，我要你的让人头更是对的。
“我没法跟你们说什么大道理，也没那个条件（口才）去跟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理学大儒们去辩经，我只知道实事求是。”
林煜摇着头说道：“理学的开创者是‘二程’，是他们先提出了‘天理’，才有着朱熹去改进，但你们知道朱熹为何会去改进‘二程’的那套‘天理’吗？”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
作为理学门徒的杨荣，自然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二程”最初创立理学，开创“天理”道德，本意上的确是好的。
但在执行上，却可以用离谱来形容。
就拿“二程”中的程颐来说，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宋哲宗的老师，亲自教导过年幼的哲宗皇帝长达三年时间。
先说程颐的“天理”学说，理论上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其实是很有利的，程颐也试图以此来影响赵煦接受他的主张。
但程颐忽视了赵煦才十岁，年轻人是有叛逆心的，如果仅仅是灌输旧党的保守主张还很正常，那仅仅是政见不同而已，可程颐和其背后的旧党成员为了塑造他们心中的完美君王，不停的干涉赵煦的私生活，强制性的要求皇帝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做人。
用札记《古今谭概》中的记载：“程颐为讲官。一日讲罢，未退，上偶起凭栏，戏折柳枝。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拆。’上掷枝于地，不乐而罢。”
如果说这算野史传记，当不得真的话，那还有正儿八经的《宋史》。
“颐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当然，程颐肯定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不止对皇帝这么严格，对当时掌权的“女中尧舜”高滔滔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帝尝以疮疹不御迩英累日，颐诣宰相问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如此，就把所有人都得罪了，程颐被迫辞官归乡潜心治学。
到了后来哲宗亲政，也没有因为帝师的身份，把他召回，反而任由新党对程颐进行打压，一路贬官迁调，直至把程颐折腾死。
（冷知识：宋朝不杀士大夫，所以要杀官，就只能不停调任贬官，折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