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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冬天即将春天的时候，一匹胡马，撒着欢跑出了建康。
胡马穿过繁华闹市，飞过喧嚣江左的万户人家，渡过一重重长关险隘，跳上太华高山，最终停在五湖的水边。
一路上，这匹银鬃的胡马，咬了冬麦的青苗，啃了野岭的松子，无边荒野中，它和野鹿赛跑，北风酣眠在马蹄底下，没有一丝遮挡的夕阳，镀金了它的马鞍。
五湖水边，胡马高嘶。
它抖抖橘柚色的马毛，飞溅的水珠，是它主人肆意挥洒的少年意气。
五湖。
马前这片水，是传说中范蠡和西施的归隐之地。
五湖是哪五湖呢？
五湖的说法可太多了。
三吴形胜，浪拍东南——义兴郡里，有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四水邻接太湖，合称五湖。
阿宝的嘴边，稀疏茸黄的一圈胡须，这两年才生的发硬——这个年岁，他脑子里装满了不着调的各种想法，他决没有范蠡和西施的隐逸之心。
可他却远离了帝都的中枢，独行三百里，驰来这偏远安逸的义兴小郡、五湖水边。
如今十八岁的阿宝，是义兴郡里的新任郡守。
这个郡守是买来的。
阿宝想买的，并不是这俸禄两千石的郡守之职。
他本想买一顶天子六军里典兵握权的武冠，他甚至不想离开建康京城。
可是他们不让。
他们只准阿宝远赴这偏远的义兴，做个比洗马官高上一阶的五品要员。
因为天子六军里，油水太大了。
小小一个营幢的军粮马草，一名八品校尉，每年轻轻松松弄个六万石的虚帐，假的一样。
阿宝不是他们的自己人。
大晋的九品中正制之下，好官不会因为清廉而升，脏官也不会因为贪腐而贬。排紫闼，上青云，一切由血统和门户决定；使钱虽能通神，先得有这个血统和门户的前提。
阿宝是什么样的门户呢？
他父亲是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人，若非是他武将叔叔的面子，阿宝别说洗马小官、清闲郡守，他得喝西北风去。
这还是有辙的孩子。
没辙的穷鬼人家，那就干没辙吧。
为了义兴郡守这顶五品的进贤冠冕，阿宝花光了所有的钱。郡守年俸仅仅两千石，搁别人，势必要在俸禄之外、在小民手里，报复性地，把花出去的大钱重新捞回来。
但是阿宝似乎没有平帐的打算。
为官义兴，阿宝不但没有祸祸百姓，反而与民休息、秋毫不犯。
上任头几天，他只是把署衙里三五十个冗官冗吏拿大脚板子踹跑了。
若问他还干了点啥，再就是上了几趟太华山、坐了几遭太湖船，短时间内，阿宝把义兴郡里十一二个山贼水匪的窝子扫平了。
阿宝的长戈当真锐利，人血把戈刃喂的越饱，阿宝就越是兴奋；他闯出些名头出来，可是几个小山头的人头太少，堆不出什么大名头。
后来满郡找不见一个匪，阿宝的戈很快闲下来。
阿宝算不上什么好官。
阿宝也算不上什么好人。
他刚来半个月，老百姓觉得，这是个心系苦寒的道德君子。就有那好事的，把郡衙里蒙了土尘的登闻冤鼓擦抹了，哐哐哐去敲。
久冤待雪的百姓，敲响了久不发声的大鼓。
这时节，阿宝还沉湎在宿醉里。
刚开始，他还煞有介事地穿戴好冠冕，一本正经去听一听冤诉；后来听的就腻了，见穷人见的嫌麻烦。
阿宝想起来，自己从前住在建康城北，冬天到街上汲水时，常有二三条皮毛开叉、饥肠辘辘的野狗，围着井台去舔舐那些冰凌。狗渴啊，阿宝每次汲了水，断不了歪歪水桶，洒些水出来喂给那狗；后来慢慢就疲了，每次水也懒得去倒了。
阿宝想，这些野狗本来冻馁，吃不上东西，饿死是必然的。饿死都要饿死了，渴又何妨呢。这狗也不是他养的，吞冰也好，啮雪也罢，关他阿宝个毬事？
义兴郡里，阿宝打发手底下人，把登闻冤鼓藏回署衙内院。阿宝想，冤鼓这东西，有没有，很重要，响不响，不重要。
阿宝自幼在车水马龙的建康京城长大，拥挤的地方容易让人渴望自由。离开京城，他和胯下的胡马一起解开了手脚的束缚；阿宝做一切事情纯粹看心情，同时又极度好个面子。
太湖水，养人也养老。
这地方对权贵来说，实在是安逸的不像话。
城里城外，市肆如鳞，酒旗招展：
下酒有嫩脂一样的莼菜，有甜掉眉毛的虾仁，有流淌着红汁的膏蟹，还有陈年的火腿、应季的菜心、肥厚的鲃肺，咕嘟嘟两三个时辰吊成的醒酒鲜汤。
阿宝一度想醉死在这里。
长戈也撂了。他经常一身锦绣，窝进街边小垆，乐得吃喝去。有酒的地方，往往就有是非；很不幸，那天阿宝的酒案边上就坐了两个是非的家伙。
那俩人喝的多了，一个讲，新来的郡守有一柄银戈，讨寇平匪，好生了得。另一个讲，这郡守无非是乱臣贼子的野种，有甚了得？
那人的酒气一上了头，什么话也敢秃噜出口；他又说，郡守这个正事不干的酒蒙子，就知道个喝——量还不行。十次夜饮归家，有九次看见郡守趴在街边的粪堆里呕呕地吐，卵子都从嘴里吐出来。话说那夜，他乘着酒兴，过去跟郡守比划了比划，郡守被他揍成了猪头，趴在地上叫阿爷……
阿宝肺都炸了，过去搭上那醉汉的肩膀，冷笑着说，我就是你那晚认下的便宜儿子，来，让你认识一下谁是老子。
阿宝一伸大手，立时把那牛皮上天的醉汉扼断了脖子，他的酒友吓得躲进几案里，抖作筛糠一般。打个酒嗝，阿宝说，你还行，没胡扯我的坏话，但是，你得出去跟郡里郡外念叨念叨，骂我可以，提一句我爹，一杯酒的功夫我就弄死了他。
那人磕头如捣蒜。
好面子，多多少少给阿宝博来了些名头。但是为官之道，在于和光同尘，不能讲求面子。当你的上级知道你面子太大了、得罪人太多了，往往就要搞你。
搞他的人，是大晋皇叔、会稽王、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子太傅、扬州刺史。
上面那占了好几行的一排头衔，都是一个人的。
大晋执政，司马道子。
搞他的，只有这一个人。
那一年，皇叔司马道子南巡会稽，路经义兴郡。那年在义兴郡，阿宝得罪了整个帝国里最有权势的人。
他是怎么得罪司马道子的呢。
这就得从两个苦寒子弟说起了。
阿宝为官义兴，义兴郡里，有两头臭名昭著的野驴。
这两头野驴是弟儿俩，岁数大的，郡里人称他作“大驴”；小的，叫个二驴。
两头驴不在地头拉马车，这哥俩把身家合在一起，拢共是两艘破破烂烂的艇子、两张缝缝补补的渔网——还有个瞎了眼的老娘。
哥俩每日泛舟太湖，打得鱼来奉养老母。
两头驴不是没活路的苦人家，他家里虽没有一顷田地，太湖边上却盖了两间扣着大瓦的土房：
靠水吃水，太湖养了哥俩一家子；湖里的鱼养人，湖里过路的客商更养人。
哥俩一个长到十七，一个十五，这俩歹人，血气冲天的岁数里，常常盘算着干脆去做个全职的匪，把那两张破渔网撕烂了算逑。
可是老娘毕竟还活着，哥俩走不开。再恶的人，也总有个妈，无论儿子是善是恶，母亲永远是拽着游船的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