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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保当然清楚，朱翊钧的疑虑不仅仅是在银子身上，还在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权力运转方式的改变。
原本上中下的权力阶层运转是有规律的，可冷不防地，皇帝离开北京城，那就有了很大地变化。
但，这个权力运转的方案，冯保可不能进言了。
世宗皇帝曾经回过湖北老家，给自己的父亲扩充皇陵。
嘉靖十八年朱厚璁返回承天府，目的是视察其生父兴献王朱佑杬陵寝显陵的修建情况。
朱厚璁离京前，命内阁首辅夏言留守北京，主持日常政务。
内阁与六部形成临时决策核心，但重大事务需快马奏报皇帝裁决，确保皇权对中枢的绝对控制。
司礼监太监作为皇帝近侍，随行南巡者如黄锦等人负责文书传递，而留守京城的陈洪等人则与内阁共同处理奏章批红，形成内外双重监督，防止权力过度集中。
嘉靖携礼部尚书严嵩、武定侯郭勋等亲信南巡，严嵩借此机会加深与皇帝的私人关系。
他通过撰写青词和逢迎嘉靖的宗教需求，逐步取代夏言的地位，为日后独揽大权做好了铺垫。
南巡途经河南、湖广等地，地方官员需协调接驾与显陵工程，导致户部、工部资源向地方倾斜。
同时，嘉靖借机整顿沿途吏治，罢免多名渎职官员，强化皇权对地方的控制……最为重要的是，朱厚璁通过南巡期间的权力安排，确立了对内阁的绝对掌控。
严嵩的崛起标志着内阁首辅逐渐沦为皇权附庸，而非独立决策机构……
南巡期间对湖广、河南等地的直接干预，加速了中央集权向地方渗透。
这都是积极方面的。
但，消极方面的也多。
朱厚璁南巡历时半年之久，期间虽有内阁留守，但重要事务需快马送至承天府请示。
因路途遥远，奏章批复迟缓，导致北方边镇军务如宣大防务、黄河水患等紧急事务被延误。
南巡期间，朱厚璁命东厂锦衣卫加强对沿途官员的监视，甚至搜集民间“诽谤巡幸”的言论。
江西按察使沈灼因私下批评“南巡劳民”被问罪，河南布政使因未曾修建醮坛，没有找到祥瑞进献，而被革职……形成恐怖政治氛围。
对民生的影响也极大。朝廷没钱，君父还要出去，怎么办，大明的子民承担这笔费用。
南巡途经河南、湖广等地，地方官员为筹备接驾，强行摊派“供亿银”，征用民夫修路搭桥、建行宫。
仅河南一省即耗费库银五十万两，导致多地“仓廪一空，民有菜色”。
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皇帝陛下可是有着自己信仰的。
巡期间大搞道教斋醮，强令沿途州县建醮坛、献祥瑞，甚至毁毁毁佛寺以取建材。
江西龙虎山道士邵元节借机扩占寺庙田产，引发多地僧侣与道官冲突……和尚跟道士经常干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