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孟浩然，出生于襄阳城中一个薄有恒产的书香之家，与弟弟一起读书学剑。20岁后游鹿门山，作《题鹿门山》诗，诗标志着孟浩然独特的诗风基本形成。与张子容同隐鹿门山，送张子容应考进士，作诗《送张子容进士举》，辞亲远行，漫游长江流域，广交朋友，干谒公卿名流，以求进身之机。游洞庭湖，干谒张说，登岳阳楼，作《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以献。
孟浩然性爱山水，喜泛舟，“我家南渡头，惯习野人舟。”正是适应了这性情。从涧南园到鹿门山，有近二十里的水程；从鹿门山到襄阳城，有三十里的水程，泛舟往返非常便利。也许是东汉初年的习郁，修鹿门庙、建习家池给了他启示。光武帝封习郁为侯，其封邑在宜城。习家池则是习郁的私家园林，也就是“别墅”。习郁爱山水，而这三地联结，就构成了一条非常理想的游山玩水的路线。从宜城出发，泛舟汉水到鹿门山麓，“结缆事攀践”，到鹿门庙祭祀神灵，欣赏山林景色。然后，下山登舟，经鱼梁洲到凤林山下，舍舟登岸至习家池别墅。从习家池回宜城可以泛舟，也可以沿着冠盖里骑马、乘车。习郁就是在这条线路上，享受着“光武中兴”带来的和平安宁的生活，而孟浩然则在这如画的山水间，领略着盛唐时代的田园牧歌般的乐趣。
张说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孟浩然居家，作诗慨叹清贫和失意，渴望有人向皇帝引荐。孟浩然抱病，有赠张子容诗《晚春卧病寄张八》，与贾舁登岘山，诗酒唱和。36岁时，韩思复任襄州刺史，卢馔为襄阳令，孟浩然与之为忘形之交，因玄宗在洛，便往洛阳求仕，滞洛三年，一无所获。韩思复卒，天子亲题其碑，孟浩然与卢馔立石岘山。
孟浩然于维扬一带结识李白，后在长安作《长安早春》诗，抒发渴望及第的心情，当年孟浩然三十九岁，然而，科举不中。孟浩然与王维结交，王维为孟浩然画像，两人成为忘年之交，举进士不第后，孟浩然仍留在长安献赋以求赏识，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孟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孟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
孟浩然离开长安，辗转于襄阳、洛阳，夏季游吴越，与曹三御史泛舟太湖。曹三御史拟荐孟浩然，孟浩然作诗婉言谢绝，次年游玩于江南的名山古刹。在越州有赠谢甫池诗，表示出对农事的关心，继续在江浙一带会友作诗。韩朝宗为襄州刺史，十分欣赏孟浩然，于是邀请他参加饮宴，并向朝廷推荐他，孟浩然因考虑到上京干谒张九龄未果，认为作为刺史的韩朝宗也无法让他入仕便没有按照约定赴京。孟浩然因应崔国辅之约而东游越剡，在途经江夏时再会李白于黄鹤楼，李白创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以替其送行。
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孟浩然在荆州一带多所游览，患背疽，卧于襄阳，当在本年，次年病加重，多有好友探看。王昌龄北归，途过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孟浩然背上长了毒疮，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
盛唐时期，形成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又称田园诗派，后人为了突出两人对田园诗派的突出作用也称为：“王孟诗派”。该派有陶渊明、“二谢”诗之长，以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为主要题材，风格冲淡自然。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初唐应制咏物的狭隘境界，更多地抒发了个人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博得时人的倾慕。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是王维的先行者，他的旅游诗描写逼真，《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写得气势磅礴，格调浑成。
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比较单一，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但是更多的是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