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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十二岁那年冬天，小叔带回来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本西班牙文原版的《马丁•菲耶罗》，是他父亲托他带回来的。从他回国以后，父子一直都保持着书信联系。联系是单方面的，而且并不频繁，通常半年一封，有时一年也没有一封。学会使用字典以后，他开始给彼岸回信，一封一百字的信通常要写上一个星期。做儿子的不仅心思缜密，而且通情达理，考虑到外交官总是有公事在身，每次回信的内容都斟字酌句，精简用词，尽量不把任何私人感情掺杂其中，不给外交官汇报学业以外的事情。
那本书让他看到了某种可以打破桎梏的希望，好像那样的希望真的存在一样。他为封面上熟悉的马黛茶与掺杂了杏仁的烟草混合的香味着迷不已，认为那就是他父亲的气味，那就是那个他管他叫父亲的男人在现实的泥沼和寤梦的天空中留下的独一无二的生命的韵味。透过阁楼的窗户，他看着天上的新月，想象着一个戴圆眼镜梳中分发的男人坐在一座大厦顶楼的写字台前俯瞰着七九大道的车水马龙，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给他写下那些富含希望的文字。于是他看清了那希望的来源，是来自他手里的那一点星火——即使熄灭，即使烧为灰烬，希望依然还是希望。
怀揣着那一点寂静的火苗，半个月后，他把书开封。在书的扉页上，他发现了一长串阿拉伯数字，是电话号码。后面跟着一行漂亮的简体楷字：译毕联系，为父。
三天后，他托小叔从BJ买了一本《简明汉西词典》，开始着手自学西班牙文。自然，那时对于掌握一门外语要面临的困难他还一无所知，只是他的情感驱使着他那么做。他很少在情感的驱使下做什么事情。他把他母亲寄给他的抚养费和小叔给他的零花钱都放在一个紫茄泥制兵马俑储蓄罐里，当他拿出来清数时，那已经是一笔小有规模的资产了。
他拿着那笔钱去了外文书店，买了全套的聂鲁达和博尔赫斯的双语诗集。接近步入青年时代的少年人对那些长短句的喜爱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在阁楼里读，在马路上读，甚至在课堂上也读，有时还会不自禁地读出声来。晦涩的句子和蹩脚的语言引得班上的同学侧目唏嘘。老师们及时发现了他的异常，没收了他的书，还要试图纠正他的思想。而事实是，他总能以名列前茅的成绩完成学业，那些书也就原封不动地回到他手中，希望的火苗得以继续燃烧下去。
除了文学作品之外，他还读了各种拉美文学研究文论，从那些双语本作品中切身地感受到两个国度的文化差异，并且下意识地想要通过文字消除这种差异，但很快他就发现那是无用功——文化的差异是无法消除的。于是他开始转变观念，想象在两种文化形态中间存在第三种形态，一种类似于水陆两栖的状态，一个物种对两种环境感同身受。他隐约觉得那是可行的，但又不确定能否真的做到。
一切准备就序之后，他开始尝试翻译那本高乔人的圣经。刚刚翻译了一小段，他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塞万提斯形容翻译就像是壁毯的背面，而他连正面的图案都没有看清楚，更别谈准确捕获文字转换的感觉了。差异还在那里，并未消除。对翻译而言，单纯依靠理论而摒弃感觉无疑是破坏性的，而且极其危险，他明知如此却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硬着头皮翻译下去，感觉像用冷水煮一个没有发酵的面团。之后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最后赶在小叔出海之前完工。与译稿一起寄出去的还有他那颗悬浮不定的心，之后终日仰望星空发出无谓的感叹。从来都是如此，儿子仰望父亲就像大地仰望星辰。
两个月后的一个傍晚，他接到了那边的电话，双手紧抱着话筒，听着线路里传来清凛的呼吸声。电波嗞嗞的喧响像冬日的寒风呼啸而过，一种奇怪的音腔让他的身体因兴奋而激起的颤抖戛然而止。于是他看见了那个男人坐在写字台前手拿朱笔批阅译稿的模样，在整个过程中紧蹙的眉头始终没有松开。于是他听见了低沉的语言里熟悉的单词交织交融，夹杂在指正和强调的缝隙里的是沉默的赞美。后来，他的视觉慢慢消失，所有的光线都变成了声音，他在希望寂灭后的茫茫绝望中听完了那场没有画面的异国电影，最后只剩下一声长长的叹息穿过万里之遥扑面而来。他的脑海里覆盖着一片白色的冰原，舌尖上渗出马黛茶的浓浓苦味。
在经过一段的痛苦的沉思之后，他认识到那不是问题，而是缺陷。是天生的残疾。生命中一开始就没有那样的机制。那就是一切的症结所在。一个仅限于书面上的人物，一个语言的矮子。他第一次通过反思而不是通过镜子看清了自己的真相一种，与此同时也看清了那所谓的希望——他是希望循着血脉的连结回到他的胞衣地上，像那个永远正襟危坐永远出口成章的男人一样做一个外交官。那就是少年人的赤子之心。一直以来他全部的热情都在于此。当热情熄灭之后，希望也就随之荡为灰烬。他自认为准备好了一切，其实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后来，又过了几年，他从小叔那里得知他父亲早就组建了新的家庭，于是连那灰烬也消散了，从此彻底打消了出国的念头。他把那些翻旧了的诗集锁在那口他祖母出阁时从上海娘家带来的雕花樟木箱子里，重新回到了灼热的现实之中，开始读鲁尔福和马尔克斯。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正在栈桥上看海。几个海牛足球俱乐部的球员在旁边谈论着刚刚结束的世界杯：罗马里奥的崛起，三驾马车的翻车，里杰卡尔德的独舞，巴乔的失意，还有马拉多纳的告别……每一个话题都值得他们把声音再提高十个分贝——不久之前他们拿下了甲B联赛的冠军，所以他们完全有那个高谈阔论的资格。后来，一群刚刚参加完校园足球联赛的高中生加入了他们的讨论，两帮人饶有兴致地表演起了决赛的点球大战——他就是在巴乔的失足中收到通知书的。因为是专人专投，邮递员跑了很多地方，找到他时已经浑身精湿，衣服皱巴巴地贴在身上，汗水浸得整张脸闪闪发光。
到了八月底，他把一整套博尔赫斯的原版小说和十二罐马黛茶装进了行李箱，清晨从筒子楼出发，赶在暑气升腾之前坐上了岛城发往BJ的列车。
乘客不多，同车厢的是一群衣着靓丽的俄罗斯人。十几个年轻人簇拥着两张桌子说笑，笑声像海浪一样起伏，夹杂着一种激烈的富有强劲穿透力的语言。那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歌舞团的演员，刚刚结束了在岛城海政歌舞团的演出，在团长的带领下去BJ观光。
他坐在距离他们十几米远的位置，听他们欢快地窃窃私语着，有时会崩出一两句生涩的重音错位的英语，接着又是一阵爆米花似的哄笑。从他们躲闪的目光中，他猜测他们应该是在打赌，赌与他们同车厢的这位年轻客人的行程，可能还有他的身份。一个穿白衬衫的大男孩和他的外交官牌旅行箱，浪迹天涯的梦，或者别的什么中国故事。他们在一个异国人的身上看到了多种可能性，纳罕为什么他读的不是托尔斯泰而是博尔赫斯。
他把书放在腿上，一边用西语默读，一边用那支陪伴了他多年的全铝刻花钢笔在书的空白处做着翻译笔记。窗子开了一小半。风吹得遮阳帘簌簌作响。原野上的花在开放。红裙子像红蝴蝶在走廊里翩翩飞舞。热情的姑娘在只有一个观众的舞台上眺望着甲板上的水兵。车厢里洋溢着浓郁的玫瑰香气。
火车一路向北。天空像一个不断收紧的口袋，云彩在狭窄的空间里交叠变幻。广播员播报乘车信息时，窗外闪过一片青幽幽的玉米地。绵绵的热浪冲荡着他的脸颊。来自田园的狂野气息让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闭上眼，感受着光线细微的由明入暗的变化。在那变化的终端，一支箭正疾速飞越过海面，大片的蓝色向他奔涌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