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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她的背影，卢育义轻轻敲了敲自己的额头。作为一名工程师，他更喜欢明确无误的要求。可惜，在国际合作中很难做到这一点。
自1988年起，双方基于歼-7改进版——超7项目展开了初步讨论。
但由于技术分歧以及巴方对F-16的兴趣转移，该项目一度停滞不前。
直到1994年，由于漂亮国制裁导致无法购得F-16，巴方才重新开启谈判。
此时，他们对新型战机的需求已经从辅助角色转变为能够替代F-16的主要战斗机型。原来的歼-7cp方案显然无法满足这一新要求。
如果要按照新的标准研发一款全新的飞机，那么无论是成本还是风险都将大大增加。
深化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大事，航空工业部门显然无权决定。
因此，谈判陷入了僵局，直到今天。
这时，对方突然提出要加深交流——到底想深入到什么程度？难道是十号工程？
这绝对不可能，无论双方私下关系多好，对方毕竟是漂亮国盟友，有些机密绝不能外泄。
然而，这次对方明显不是简单地再买几架歼7这么简单。涉及航空技术的合作变得异常敏感和复杂。
611所正在的几个项目中，哪些可以开放，哪些必须保密……这些问题让卢文峰感到十分棘手。
实际上，不仅他一人困惑，在当时装备出口经验尚浅的情况下，整个华夏航技团队也感到迷茫。
尽管如此，事已至此也只能迎难而上。
毕竟，军队还在紧缩开支过日子，军工部门急需订单来维持运营，甚至不得不转向民用产品以求生存。
虽然情况比80年代有所好转，但资金依然紧张。
例如，卢文峰负责的歼7F战斗机项目，总预算仅为5000万人民币。若非偶然间通过一篇论文找到了降低成本的方法，这个改进型可能根本无法完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有远见的企业都开始寻找海外机会。
如果能获得国外客户的订单并赚取外汇，即便所得收益不能全部归己，至少也能解决部分燃眉之急。
“只能边走边看了……”
卢文峰深吸一口气，向代表团走去。
与此同时，一位军官也向他走来，并介绍道：“这位是来自蓉城飞机研发所的卢文峰总工程师，负责了多个歼7系列机型的开发工作。”
杨莉梅站在一旁，先向军官介绍了卢文峰，随后转向后者说：
“这位是非特国空军的副总参谋长，也是巴方代表团团长沙希德·拉蒂夫少将。”两人随即握手致意。
拉蒂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开场：“在我因年龄大而停飞之前，我驾驶的最后一款战斗机就是你们研发的歼7mp。当时，那可真是一款不错的飞机。”
“能得到您的认可，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少将先生。”
卢文峰回应道，脸上洋溢着自豪。作为611所的研发师，听到这样的赞美让他感到十分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