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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故乡的交通条件越来越好了，每个村子都通了公路，甚至连小胡同里都铺上水泥路面了。回老家过春节，从爸妈的小院子门口出发，开车只要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县城了——比以前骑单车走同样的路快了很多很多。不过，现在虽然进县城方便快捷得多了，却难以有什么深的印象，我反而怀念起以前进县城的日子来了。
县城是我打小就向往的地方，虽然距离只有三四十公里远，却也不是想去就去得了——甚至可以说很难——不要说小孩子，就连大人若没有重要的事都很少进城去。因此，进城往往成了个别人引以为傲的炫耀资本。记得那时候村里只有两三个人到县城去得最多：一个是隔壁养貂的三叔，他经常去进饲料、送貂皮；一个是前街喜欢为人说媒的老陈，他时不时的要带订了亲的年青人去县百货大楼买东西；还有一个人是村西的马嘎子（我们当地管喜鹊叫成马嘎子，因为这种鸟嗓门大，喜欢站在高高的大杨树上嘎嘎地欢叫，离得几百米远都能听得见；这个人也是嗓门大，而且很会说话，一旦跟人侃起来就能没完没了地说，故而被送了这样一个外号），他爱做小生意，夏天的时候经常带着两个白色保温箱去进城去，那箱子上有几个红字——“郓城县冰糕厂”。
这仨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衣着平时都穿得比较板正，耳朵上总夹着一只纸烟，嘴里也总叼着烟。有时候见了熟人，打招呼聊天都舍不得把烟从嘴巴里取下来，就那样叉着腿，两手扶着自行车车把，两片嘴唇似掉非掉地夹住忽明忽暗的纸烟，眯缝着眼呜噜呜噜地跟人说话，有时候嘴缝里漏出的气流难免会吹得眼前烟灰乱飞（这也是他们要眯缝眼睛的原因）——他们就是那么一副不知天高地厚、很光棍的样子。
我得到进县城的机会是在升了初中以后——记得读初二、初三的时候，因为参加全县的语文竞赛，我被老师带着进了两次城。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那是一个秋天，中午热晚上凉，老师带着我和另一个同学坐着公交车进的城。刚上车的时候还觉得公路两边的景象很新鲜，我俩就一直扒着车窗往外看，不想却一进城就转了向，后来迷迷糊糊地不知道在哪里下了车，又跟老师左拐右拐走了一段路，进了县师范学校的校园。
我那次进城没有对县城留下什么好印象。原因除了转向之外还有一个：那天我们老师的对象为了给她和她的俩学生接风，买了两三斤排骨要炖给我们吃，结果在他的办公室里用蜂窝煤炉子折腾了两三个小时都没炖烂——原来是因为新打的煤球太湿了，半天上不来火。最后，她对象只好气急败坏地拆了把旧椅子，填进炉子里烧了才算把肉炖熟。那天晚上我和我同学被安排住在一间师范学生的宿舍里，睡到半夜的时候我都还在想：这县城有啥好呢，做饭烧煤球，连炖肉都这么费事——要是在我家，只要把干劈柴往自来风灶膛里一塞，不用半小时就能把肉骨头炖得稀烂。
不过，高中考到县一中在学校里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我慢慢地转变了对县城的看法。我那时候上学多数时间都是骑着一辆旧的金鹿牌自行车往返，一来是为了省下几元车票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县城里出去转着玩方便。高中学习任务重，压力大，我们一般一个月利用周末回家一次，其他日子都住在学校里，这样在不回家的时候的周末就到城里逛逛，缓解思想压力。我那时候去的最多的是新华书店，虽然没买过多少书。另外也去过不少别的地方，还利用一个在县文化馆上班的舅舅的关系混进县电影院看过几次免费电影。
现在想一想，那时候虽然学习压力大，生活条件也不好，却实实在在过着幸福的慢生活。记得在晚饭后，上晚自习前，我都会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出校门逛一圈。有时候出校门左转右拐绕过县文化馆的老电影院，然后再左拐走到唐塔附近，看一看在塔顶附近飞来飞去的云燕和蝙蝠，然后，当路灯亮的时候就开始往回走，一边走一边聊天，回来的时候往往走另条路，经过县公安局的门口，再走不远就回到校园里了。
在周末的时候，如果不回家，我也偶尔会骑上自行车跟着几个住在县城里或县城附近的同学去逛街，或到他们认为有趣的郊区景点去玩。记得他们带我去过宋金河边，那时候河水脏脏的，这在从小看惯了黄河大水的我来说那根本不叫河，只能算个臭水沟，因而印象不深。印象深一点的是有一次去看一个什么林，规模虽比不上曲阜的孔林，但那里的上百株柏树却也似乎长得颇有年月了，都长得郁郁葱葱的，很高大。林中一块地方或歪或正立着一些石马、石碑和石人像，虽也都破破烂烂的，倒也还能看得出当年的气势。记得有块碑上写的是某朝的宰相某某，具体名字我现在却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原来我们的小县以前也曾经出过大人物啊。
去年的时候再回县城，被同学开车载着在城区好好转了几圈，结果发现县城里竟然到处都是新起了不几年的高楼，已颇有点都市得模样了。只是现在的县城又再度让我感到陌生了，大概是因为它变得太快而我又跟它亲近的时间太少了的缘故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