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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遵赶忙回道：“陈老将军，国不可一日无君，我和王司徒率文武百官前来恭迎车骑将军回建康，共议新君登基大典准备事宜。”
陈安又垂下了眼皮，淡淡一笑道：“那你们继续在此等候吧。”
说罢，转过身去缓步踏入院门，在两名家丁关门之际，从门缝里飘出一阵笑声，“哈哈哈……伪桓楚成立之际，你们也一起去了楚王府吧……”
此言一出，众人无不面红耳赤，羞愧的低下了头。
桓玄建立大楚，作为皇室成员的司马遵，琅琊王氏的王谧、太原王氏的王愉等人都参与其中，并封官职爵位。
尤其司徒王谧，是他亲自连哄带骗把晋安帝司马德宗绑在身上，视若宝贝的传国玉玺解下来，然后带领文武百官去姑熟迎立桓玄。
不得不说百年东晋史虽然堕落腐化，不思进取，但早中期无论是司马皇室还是高门士族，都还是有些魏晋风骨和民族气节。
羯人石赵政权猖獗时他们未降，王敦、苏峻大叛乱他们未降，慕容鲜卑肆虐北方时他们未降，苻坚百万大军压境时他们也未降。
而且也不纳贡也不和亲。
作为同样偏安东南的小朝廷来讲，这就比后来的南宋、南明强上了许多。
然而到了东晋末期，这种风骨和气节就渐渐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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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个人认为，这跟东晋末年道教玄学渐渐衰退，儒术、佛学又重归社会主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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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固然有好的一面，但是这种学问随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研究得越深越细，越就成为统治阶级盘剥百姓的利用工具，也是这些儒士们向皇帝献媚邀宠的伎俩之一。
而且他们研究出来的儒术加以歪曲利用，自成一套理论学说，甚至对于国家对于民族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如果国家和民族灭亡了，对这些饱学大儒来说没有丝毫影响。
当胡虏叛贼侵略而来，恰好作为达官显贵们的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已经已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他们曾经的民族同胞、曾经的共事同僚，并义无反顾、干脆利索地叛变投敌。
因为在他们自编自导的儒学理论中还有另一套说法，叫做“顺应天命”，也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所以在他们的字典里，汉奸就是俊杰，识时务者就是君子。
靠卖主求荣，靠叛国投敌，甚至靠屠杀自己同胞的功劳，在新王朝里，他们即便是挤不进去开国元勋行列，无法获得高官显爵，至不济也可用搜刮盘剥、鱼肉百姓得来的财产继续做大地主、财主。
只要此生能继续花天酒地，锦衣玉食，作威作福，哪管百姓是生是死，哪顾得上身后背负骂名？
所以越是有文化，有涵养，表面道貌岸然的人，在改朝换代，迎立新君，更弦易张的关键时刻，他们越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积极。
他们是靠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以求新纪元来临时，成为其中开创者的一份子，也就是开国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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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过了一炷香工夫，刺史府的大门再次打开，先前那名家丁走出，高声道：“广陵公吩咐，武陵王殿下若是有家事要说，可入府，若是有公事要说，请率诸公去谯郡郡衙，那里自有兖州官员接待。”
司马遵是司马熙雯同父异母，足足小了她三十九岁的胞弟，他很想先进去借着看望阿姐的名义去找陈望表表忠心，但舍弃身后同行的文武百官又有些不仗义，只得高声回道：“臣等这就去谯郡郡衙，请回复车骑将军，臣等告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