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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里，朱常瀛面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
猪笼案的调查进展神速，有自首人，受害人也没死，又有东头村村民作证，关键还可以动刑，所以不几日也就水落石出。
本以为是通奸案，然而却是乱伦案，实际上又是卖淫案，其狗血剧情简直惊爆人的眼球。
话说苦主卢秀儿也是凄惨，与刘家长子刘家栋虽婚却没有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时代的女人没有孩子简直没有活路，活的比狗都不如。
刘家栋出海死在外头，女人更没了依靠，沦为刘家牛马。牛马也就罢了，她那小叔子刘家宽也不是个东西，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次酒醉回来，竟把嫂子奸污。
自此而后，这卢秀儿便沦为刘家宽的玩物，两个老东西初时还喝骂几句，久之也就见怪不怪。这还没完，刘家宽嗜赌如命，外边欠下利滚利的高利贷，又打起了嫂子的主意，逼着卢秀儿给他那些赌友陪睡。
渐次以往，这刘家宽似乎突然就开了窍，打开了发家致富的大门，先后几次跑回潮州老家诱拐三名女子为娼，后又伙同本家几个不务正业的堂兄弟私设赌档，黄赌一起搞。
尼玛，还真让他混成了四邻八乡一霸，这两年没少赚那黑心钱。
卢秀儿似乎也认了命，做起了娼妇加老鸨，赌场床第，吃喝玩乐，总比给两个老东西做牛马来的要强。
而董本昌为赌场常客，一来二去的同卢秀儿打的火热，最后竟密谋携款潜逃。
只是这卢秀儿胆小懦弱，脸上藏不住事，为刘家发现端倪，一顿好打便什么也都招了。
话说这刘家也是狠毒，恐无端端把人打死露出马脚惹上官司，便将通奸的罪名扣在二人身上，以为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了。
只是那董本昌虽然孤身，无亲无故，但为人世故，也结交了一二朋友，半夜里被救，逃进城里来。
这便是猪笼案的整个案情。可以说，涉案人没一个好东西，那卢秀儿虽可怜，但论整治那几个娼姐，手段也不差她那黑了心的公婆。
怎么判，自有法度，但背后映射出的社会现实却令朱常瀛细思极恐，不寒而栗，所以就把督谏院的几位主要负责人都叫了来。
朱常瀛要向旧制度开炮！
“袁公，孤记得曾经与你就《民律》中有关夫妻和离一项有过争论，而且至今也没有取得一致。今以刘氏所作所为，先生仍旧认为旧法不可更改么？”
“唉！”袁可立叹息道，“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殿下莫要揶揄老臣，老臣也对此等恶翁恶姑十分厌恶，更对刘卢氏遭遇心怀怜悯，只是改弦更张谈何容易？便改了，百姓不认，也无法推而广之。”
“但改总比不改要强，明知是病而不治，同讳疾忌医有何区别？”
袁可立沉默片刻，回道，“老臣愿闻其详。”
“有关夫妻，法有七出三不去，我意再加三义绝。夫恶可义绝，翁姑不善可义绝，夫亡无所养可义绝。”
所谓七出，即休妻的七个理由：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
所谓三不去，即保护女人不受抛弃的三个条件：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糟糠之妻不可弃。
所谓义绝，乃是一项强制离婚的法条。按律，夫妻任意一方存在伤害、杀死对方亲族等重罪行为时，由官府裁决，强制离婚。
前两者大明百姓无人不知，但对于义绝，则知道的少之又少。
朱常瀛曾仔细研究这个义绝的作用，源出亲亲相隐，实际是把亲情放在夫妻之情的前面，用以区分原告被告。比如有人打死了老丈人，那就必须先离婚再宣判，否则就会牵连女人，如此这案子也就没法判了。
总之，有关夫妻和离这一项，通篇对女性是十分不利的，三不去就是对女人最后的怜悯，然而并没有实质的保护，有时候‘不去’比‘去’了更惨！
就比如卢秀儿，即便丈夫死了，只要翁姑健在而且不放她，她就不能再嫁，死活也要耗在刘家，生不如死。
朱常瀛当然不满意这样的法律，源于他那颗尚未泯灭的同理心，也源于现实需求。可以流动的女人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最起码可以增加社畜劳动力。
当然，朱常瀛也不敢大改，不要说男女平等，便七出三不去也不敢动，甭管合理与否，婚姻十规就是维系当下婚姻制度的基石，时机未到，改也无用。但不妨加上那么几条，这是朱常瀛最后的倔强，也是卢秀儿一案带来的契机。
“夫恶可义绝，翁姑不善可义绝，夫亡无所养可义绝。”袁可立沉吟许久，微微颔首，“老臣以为可行，推己及人，若刘卢氏乃我姊妹儿女，为人欺凌至此，老臣定要提剑诛杀刘氏，以解心头之恨。只是尺度有待拿捏，否则恐乱了纲常，败坏人伦。”
朱常瀛心中暗笑，果然用对了人就是爽快，袁可立嫉恶如仇，最见不得这等人间不平，只要他支持，那么这三条便能有力的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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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然，具体细则就请先生与有司斟酌推敲，纳入《民律》”
“老臣领命，殿下宽仁，这是瀛州百姓的福气，老臣敢不尽力。”
若说感谢，瀛州的女性确实要好生感激朱老七，女校一大把，许多行业中也不乏女性职业者，比如教师、医生、护士等等。而裹脚之风在瀛州更是不存在的，谁家有女人裹脚，那就不要做官了，而且下溯三代！
虽然仍旧谈不上平等，许多女性转了一圈又回归家庭，所学似乎无用，但这只是个基数问题，受教育的女子还是太少，不足以撼动基本盘。
还是要交给时间，急也无用。
是彻底的改变还是循序渐进，见缝插针？显然朱常瀛没有选择，只能是后者。机会难得，趁势而上，为女人争取了几分抗辩机会之后，朱常瀛又同袁可立等人讨论有关五刑十恶八议等法条。
所谓五刑，笞、杖、徒、流、死。
每项又有诸多细分，比如死，就有凌迟、戮尸、腰斩、枭首等等，古人认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所以就发明出这般多死法。其实很没有意义，死就死了，绞刑留具全尸，枭首给个痛快，朱老七认为只保留两个就够了，弄辣么多幺蛾子干嘛。
至于不致死的刑罚，也要调整，打人的不好，但追赃罚款要增加。就比如偷盗，怎么能只打板子追缴赃款蹲大狱呢，还要罚款，包括并不限于房子土地家财等等。没钱？那就劳改，用劳动力来偿还！
再有，华夏历代的司法其实是侦讯同审判不分家的，定罪前刑讯逼供，定罪后施加惩罚，绝大部分犯人，其实是糟了几遍的罪。到了朱常瀛这里方才正式分家，独立运行，侦讯归于警署，审判归于法庭。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何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