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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诗、抚琴、弄茶的风雅意趣，潘必正明知对方身份却犹敢出言挑逗，陈妙常不拘身份暗写情诗时的真性情，高濂的《玉簪记》在用最唯美的纯爱故事，在诗情画意中讽刺“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可这其中并没有贬低“神性”，并没有塑造“虚伪的僧道形象”，而只是用两个年轻人最质朴的“真性情”，赞扬了属于“人性”的美好与高贵。
一开始没有登科的潘必正获得了陈妙常的芳心，并不是因为世俗概念中“状元郎”所代表的“功成名就”，而是二人最简单质朴的灵魂契合。因而妙常的思凡，思的并不是世俗，而是两心相依的风雅，是内心不为物欲横流的功名利禄迷眼的最真切的悸动。同样的，姑娘（姑母）在问询潘必正时，虽然身为出家人，可以为潘必正害病的缘由，句句皆像是以世俗的化身，来质问潘必正的内心——是“真性情”还是“世俗累”？
姑娘（姑母）身为出家人，却没有脱离世俗对于“人”、对于不同身份的“定义”。在舞台上，更像是一个“礼教”与“清规”的化身，虽有对侄子关心的“人情”，却也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世俗标准中随波逐流，终于被规训成了维护其存在的“无情人”。如果没有这份规训，爱护侄子和徒儿的她会关心二人情绪与健康，为了不让女贞观的名声为陈、潘二人的情谊所累，催潘必正应试，未必不会有一份“真性情”是希望陈、潘二人终成眷属的。反倒是两个年轻人，用自己的懵懂和勇气，一再的冲破“定义”，通过舞台上略带诙谐的表现形式，故事里稍显傻气的行为动作，尽展自身的“真性情”。
北方昆曲剧院的演绎是同样的真性情。习惯性的使用京白代替苏白，让《玉簪记》里进安角色的逗趣话语更易为观者所接受，也方便演员表演，适应了北方、BJ的本土特色，并没有拘泥于形式的限制。而戏曲舞台里不忌讳对于“舞台”的表述，从进安的口中以京白的逗趣形式，将剧中渴望见到陈妙常的男主潘必正引下台，同样与《玉簪记》中对于真性情的追求不谋而合。
受到各种限制而只演到《催试秋江》一折的《玉簪记》确有遗憾。无限遐想的空间，却让观众没有机会看到戏剧家高濂最终为他们安排下：姑娘（姑母）最终在陈妙常被算计嫁与王公子未果等一系列命运弄人之后，终于感动于陈、潘二人的真性情，以“出家人原来如此。罢罢。今日之事。也是五百年前宿缘。天涯相会。”成全二人，让真性情战胜了一切的世俗的结局，甚为遗憾。
是天注定，也是人性情。可没有两个真性情的人儿的勇气与坚守，也就不会有天注定的大登科连小登科。《玉簪记》里的文人风雅与对世俗观念的讨论，展现了文艺作品的风骨和社会价值，陈、潘二人的形象，也是戏曲才子佳人故事里直面世俗的一份“真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