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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极少数的鱼，试图脱离河流的束缚，跃出水面观察四周。
崔琰是其中一条。
孔子也是。
斐潜则是另外一条。
若是历史真的按照孔子所规划出来的路线，指引的方向去走，华夏会很精彩，很强大，很辉煌的……
孔子说，『有教无类。』
他们表面上都说好，说遵从孔圣人的教诲，然后『有类方教』。
儒教，被汉武帝捧上去了，也就和下面的脱离了，高高在上，飘在云端，却忘记了孔子当年是坐在树下，走在乡野之中，传授知识道理。
脱离出来的间隙，原本应该是本土教派，道教的生存空间。
但是道教么……
也想要『上进』啊！
道教觉得儒教待着的那块云彩，原本是属于道教的啊……
两家在上面争，下面光明照耀不到的地方，自然就有黑色或是灰色来填补。
于是乎，才有了佛教兴盛。
佛教敏锐的察觉到了历史上儒教道教在中下层的空白，于是便渗透进来，填补了这个『缺口』……
人类，对于知识的渴求，是一种本能。
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心灵的慰藉与内在和平，普世的道德规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哪一项不是儒教，或是道教，亦或是佛教等的『本义』？
是人类本身需要这些，所以才有了各种『教派』，而不是有什么『神圣』、什么『天帝』闲着无聊玩耍，才有了人类。
就像是皇帝。
先有六国，方有始帝。
先有民众百姓，才有国家，然后才有皇帝。
对于教派来说，其权威来源于『信仰』，而对于皇帝来说，其权威来源于『公信』……
两者名称不同，但是实际上是类似的。
斐潜没有着急说什么。
崔琰思索了片刻，说道：『胡佛之兴……盖因世道昏乱，黎庶苦厄，故求寄托于来世耳。亦或道家清静无为，未能慰藉人心，遂使胡教乘虚而入。』
斐潜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先生所见，与某略同……不过……』
斐潜停顿了一下，看了崔琰一眼，说道：『儒教本源于先秦，孔子删述六经，开私学之先，本有教化万民之志。然自秦汉一统，儒术为帝王所用，渐成官学。其学日尊，其道日隘。士族垄断经义，以繁琐章句为能事，以清谈玄虚相标榜，于民生疾苦、国家实利，反是漠然视之。先生仅言道家清净，却不知这儒学之锢，又是如何分说？』
『这个……』崔琰目光闪动，心头念转。
『自董仲舒倡天人三策，儒学遂为帝王术。其时经义本为治世之要，然如今竟成门阀攀附之阶。试看太学诸生，万人诵经，竟为求「师法」「家法」之异同而争论不休。章句之徒皓首穷经，于《尧典》二字注疏至十余万言，于《禹贡》山地考据至数万语。这般学问，与贩夫走卒何干？与饥寒百姓何益？』斐潜神色渐渐锐利，『更可叹者，豪族子弟以经学为晋身之阶，互相标榜清流，实则结党营私。彼等终日高谈「天人感应」，却不见饿殍遍野；空论「春秋大义」，竟无视吏治腐败。如此儒学，已失孔孟济世之本心，自然难慰百姓疾苦。』
说到此处，斐潜叹息一声，『反观胡僧，虽无精深义理，却肯躬身行善。设粥棚于灾年，施医药于疫时，更以轮回之说，给苦难众生以虚妄之盼。百姓岂辨经义高下？但知谁人施粥治病耳。儒门自缚于经卷，佛门却行走于阡陌，此消彼长，岂非必然？』
崔琰知道这说的是佛，但是又不是佛。
崔琰思考了片刻，便是快速的说道：『大将军所言甚是。胡佛言轮回往生，不过以虚妄之乐诱引愚众，岂真能解民生之困？』
崔琰轻轻抖了一下衣袖，声调也似乎因此而有点激昂起来，『儒门纵有流弊，然《周礼》言制度，《尚书》载治道，《春秋》明大义，皆实实在在治国安邦之术。岂因章句之徒迂腐，便全盘否定圣人之道？』
停顿了一下，崔琰偷偷瞄了斐潜一眼，压低了些声音，『若论蛊惑人心，何止胡佛？昔日五斗米道割据汉中，以符水治病聚众……更有那太平道以妖言惑众，致天下大乱……此等邪说，较之胡佛尤为不堪是也……』
崔琰是在说道，但是同样也不是在说道。
『儒门积弊非一日之寒，自党锢之祸以来，清流之士多遭禁锢。且看今日朝堂，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正人君子皆避祸于林下……』崔琰微微倾身，似乎在感慨，又像是在表示什么，『冀州名士儒者，如今空怀经世之才，却不得明主以事啊……』
崔琰叹息一声，语气又是很快的转成了慷慨，『若得明主振衰起敝，重开白虎观讲经之盛况，使通经致用之士各得其位，以《禹贡》治河渠，以《周礼》整吏治，以《春秋》决狱讼，何须假借胡佛之术安顿民心？若得良材辅弼，修明政教，则百姓自然归心，何患胡教之蔓延？』
斐潜看着崔琰，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
有人说，世家士族的形成，是秦汉帝国体制在历史实践中，其内在矛盾与外部社会基础相互作用后，所产生的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历史结果。然后就必然言其是在西汉『皇权』指向『官僚』之后埋下的种子。
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但其粗暴的统治方式使其迅速崩溃。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大一统，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一个皇帝，如何有效地统治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
汉代给出的答案，是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
然后怎样选拔官僚？
察举制度。
然而，察举的标准是『道德』和『学问』。
这两样东西在农业社会，几乎必然被垄断在有产阶层，也就是地主阶级手中。只有无需从事生产劳动的家庭，才有余力让子弟读书、修习儒家经典、积攒名声。于是，官僚的选拔源头，就开始向地主阶层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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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并不是官僚天生倾向于地主，而是在汉代，只有地主才能当官。
而在地主当官之后，为了保持自己本阶级的利益，又会倾向于将儒家经典设为做官的重要途径。经学成为『官学』，研究经学就是研究做官的学问。『经学世家』开始出现，他们通过学术垄断，进而实现了对官僚选拔环节的隐性控制。
谁家掌握了最权威的经学解释，谁家的子弟就更容易被察举。
那个阶层，那个类别的子弟在官场上占据了优势，自然就会将所有的经义，所有的律令都解释成为有利于自己阶层，自己类别的意思……
至于真相……
不是还可以抛开真相不谈么？
就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不对呢？
对的，但是『经济基础』又是什么？
就避而不谈了。
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本身就是合二为一的，不可能单独谈论某个方面，但是就有人可以直说其一，不言其二。
就像是崔琰。
秦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本意是要打破贵族世袭，实现皇帝对天下的直接统治，也就是编户齐民。而为了维持这个官僚系统而设计的选拔制度，是在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结合之后，结果催生了新的、更稳固的世袭阶层。
世家士族。
皇帝本想打造一个听话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却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根基，最终反客为主，成为了皇帝的主人。
如此等等，其实也都没有错。
但是同样的，这种理论，也忽略在过程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就是斐潜和崔琰所说的某一点……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可是现在，斐潜明知道不同，还是要谋上一谋。
